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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和安徽，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权分化的发展水平，似乎不如江苏、浙江二省。据1934年的《中国经济年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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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于兵燹之后，田地荒芜，由人自由插标占领，招人开垦，占领者遂得向承垦者招租，但不得收回自种，承种者于是取得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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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似乎江西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只产生永佃权，并未发展为“一田两主”。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记载并不明确，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永佃权”与“田面权”实际上已是同一概念。如1934年何梦雷著《苏州无锡常熟三县佃租制度调查》中说：“田底面制为永佃制之一种。”1936年段萌寿著《平湖农村经济之研究》第4章第8节中说：“所谓田面权即永佃权，亦即永久耕作之权。……永佃权为所有权之一部分，与田底权同样可以自由移转让与，不受业方之限制。”1937年李若虚著《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是年6月25日条记云：“田面权则系指土地之永久耕作权而言。”当时学者既把田面权等同于永佃权，又把永佃权视为“所有权之一部分”，就是用“永佃权”的概念，表述了“一田两主”的内容。实际上，江西“一田两主”也颇盛行，特别是赣南地区，据民国初年调查，“皮骨分管者十之七八，业主管骨，佃户管皮”[63]。同样，当时的学者在记述安徽省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地权分化情况时称：“桐城佃农几尽有永佃权者也。”又称：“地主为奖励起见，故特让以田面之权，令其永久耕作，以安其心。”[64]这也是对“永佃权”概念的误用。据上述记载可知，太平天国运动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权分化过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各省的发展程度不一，有的地区仍重新经历过永佃权向“一田两主”的转化过程，但总的说来，近代这些省份地权分化的发展趋势，是“一田两主”逐步取代了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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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福建，永佃权和“一田两主”关系都继续得到发展。光绪朝和民国时期编纂的府、县志都记录了这方面的俗例。这也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和土地改革时的调查得到证实。永佃权在许多地区和定期、不定期或长期的租佃并存，这里仅引几份20世纪30年代调查报告中记录下来的永佃契式格式，如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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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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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承批字×××今向××处批来民田×亩×分，坐落×里×洋，第××号田，除付田根款××之外，面约每年硬纳稻谷××斤，分为早冬两季缴清，不得少欠。如有，系保全赔，惟无欠租，永不得藉故占佃，恐口无凭，特立永批字一纸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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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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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承批字人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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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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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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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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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付批字人×××，原有自己管有民田×亩×分正，坐落××里××洋，今因自己耕作不便，将该田批与×××耕种，并缴来田根银××元，面约每年由××硬纳稻谷××斤，并分为早冬两季理清，不得少欠，如有，即将该田召回别批自便，其根银除机租外，余则发还。如无欠租，永不得召佃，恐口无凭，特立付批字一纸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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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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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付批字人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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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 ×××押[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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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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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承佃人×××，兹有田一丘，计×亩×分，坐落××村，东西南北至××为界，招××耕种，言约每年纳谷×石，作两季匀纳，无拖欠短少，准其永远耕种，此约。[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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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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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领得×××课田一号，坐落××几图，土名××，计秧×担，面议每年冬成，交纳干谷×担，×栳过栳，箩筐明除，送至仓前交纳。如不欠租，永远耕种；如有少欠斤两，自当惟保领人是问，立即将田起回，另招别佃耕种。恐无凭，立领耕字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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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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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领耕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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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耕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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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一田两主”的地权分割买卖契约，现在已有大量的发现，其契式和明清两代并无多少变化。下将民国时期福建各地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异称，列为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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