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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村人所有的1440.37亩皮田中，转租的有289.65亩，占20.1%。租种皮田的佃户交纳大小租，“如承租皮田的佃户叶正培，每年要在他常年产量的14石谷中，缴3.8石给皮主做小租，又缴6石由皮主转交给骨主做大租，共9.8石谷，占他常年产量14石谷的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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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民国期间的“一田两主”状况，集中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广东土地调查记录，这些原件藏于台北。直到土改前夕，所谓粮质分业、大田小田的地权分割，也和明清时代的记载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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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各省，“一田两主”的表现形式虽不及南方丰富，但各地也都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惯例。据《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所载，天津地区有一种“死佃”，实际上就是“一田两主”的土地关系。宣统元年（1909），天津县议事会曾议定有关“死佃”的十条“证据”：其中第三条为“红契注明置买庄佃地字样”；第七条为“红契载明移交原佃户册帐者居多”；第八条为“有全庄或全庄三分之二以上多年，并注明倒价之‘推字’、‘揽字’”。[69]可见这种“死佃”也是通过“推”“揽”等地权转移形式发展而来的。甘肃陇西县习惯是“租地如纳团租，许退不许夺”，据调查：“其习惯已久，不能更易。”[70]山西辽县习惯是：“客籍人民向本籍人民租地开垦，其每年租息以契约定之，谓之顶地。自顶之后，许客顶，客不许原业主收回。”此项习惯，又称“许顶、许推不许赎”[71]。绥远全区习惯是汉人向蒙古族租种土地，“转典转卖，随意处分，蒙人不得干预”[72]。黑龙江绥化县习惯是：“佃户除自行解约及有欠租情形外，地主不能擅行解约。至佃户以地转租与人，但使非全部转租，无得地主同意之必要。”[73]河南利津县习惯是：“县民往往将佃照出卖，另立文契，各回转租，其实与卖契同……此项转租亦不准回赎，等于绝卖。”[74]湖北竹山县，有一种“顶庄”的习惯：“例如甲有不动产一分，作价二百元，立约永顶与乙耕种……甲除按年收租外，不得自由提退。甲如欲将该庄业出卖，只能出卖原有稞石，不能并卖乙之地面顶庄权利。乙仍随业认主，照旧完稞。将来乙如不愿耕种，亦听其凭人作价转顶与丙丁，或回顶与甲，均系只就地现在形势而论，该承顶人即赚至千元，或折至五十元，均与甲无涉。”[75]上述所谓“许退不许夺”“许租、许推不许赎”，以及佃户可以随意“转典转卖”“转租”“转顶”的习惯，说明民国时期华北、华中地区“一田两主”的发展，也已摆脱了“私相授受”的形态，逐步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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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一田两主”关系，不仅出现在耕地上，而且波及荒山和水域。例如，浙江常山县和江山县，“租种山场有山皮权”；福建建阳县，“荒山每分山皮山骨二种”；江西乐安县，“山皮山骨所有权分主”；湖北黄陂县“使水所有权与养鱼所有权各别”，黄冈县“湖业所有权（捕鱼权）与湖地所有权各别”，汉阳县“湖地、湖水之所有权各别”，竹溪、麻城、广济、谷城等县“塘水与塘底所有权各别”；湖南常德县，“水面权与水底权各别”。在“山骨”和“山皮”、“水面”与“水底”分立的情况下，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同“一田二主”的关系是十分相似的。“山骨”与“山皮”的分立，通常是在租佃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如浙江常山、江山二县的“山皮权”就是因“租种山场”引起的。江西乐安县习惯是：“竹木所有权谓之山皮，土地所有权谓之山骨。山皮所有人对于山骨所有人仅须永远按年交租，并无年限限制……再，山皮、山骨所有权均可独立典当或转让。”“水面”与“水底”的分立，通常是对水域的不同收益权的分配，一般与租佃关系无关。例如，湖北广济县习惯是：“有塘水而无塘底者，只能取水；有塘底而无塘水者，只能取鱼。”谷城县习惯是：“塘水与塘底所有权各别，各照契约所定行使权利。”可见，“山骨”与“山皮”、“水面”与“水底”都是对同一山场或水域的两个彼此独立的所有权。尽管它们有各自的起因和特点，但在本质上，都是“一田两主”关系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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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到民国时期，在“一田两主”盛行的地区，虽然有一些佃农得到一部分田面权，生产的条件有所改善。然而，更多的佃农却受到一田二租的剥削。江苏宜兴县，“佃农分为两种，一为小租，一为大租。大租者，即直接向地主租大批土地，或自己承种一部分，余则租给他人，或尽量转移给小农户，其所得放种小农租额，必超过承包地主之数，而每年坐收其纯益”[76]。江西南部各县，“借耕之人既交田主骨租，复交佃人皮租……大概以三分之二作皮骨租，皮多骨少，递使一般农民均趋重田皮”[77]。福建长乐县，“佃户一还面租，一还根租；或总输于根主，而根主分还面主者。承佃既久，私令他人转佃，则又有小根焉，名曰让耕……更有一种年远租贱，佃户辗转售耕，名曰锄头根”。[78]天津地区的“死佃”，概为“庄头”（二地主之一种）所把持。“死佃”必为“全庄全佃或全庄几分之几”[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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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二地主，剥削佃农比原地主更为残酷。如四川巴县有一种“佃农”，以“重质”包租地主的土地，又复转租取利，“其人虽名为佃农，实与地主无异。且获利之大倍于市田，又得免契税粮税之烦苛，故人人皆视为利薮”[80]。福建云霄县，有一种“粪尾佃”，“辗转私让，层累加值，甚而小租反比原租为多”[81]。浙江上虞有一种沙地，“业主向承垦户所收之租钱，年收每亩数百文，谓之大租；垦户转租与种户，能收每亩租钱三四千文，谓之小租。大租收益少于小租”[82]。可见，这些在地权分化运动中派生出来的二地主，是民国时期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地区，他们日益取代旧的地主阶层，成为农村中的主要剥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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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上述，从鸦片战争到土改前夕，各地地权分化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一田两主”关系的扩张和普及。然而，近代中国的地权分化运动，同样没有导致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后崩溃，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被纳入一田二租的轨道。这说明，在地权分化的形式下，中国的农民不可能摆脱封建剥削的枷锁，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才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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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赤心子编：《翰府锦囊》，万历十三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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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涞编：《范爷发刊士民便用家礼简仪》，万历三十五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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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锲翰林海琼涛词林武库》，万历某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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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佃户交付“粪质银”的契式，见于《增补素翁指掌杂字全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九四记明末漳州府诸县佃户出价买耕为“粪土银”“佃头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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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60～6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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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台湾文献丛刊》第152种），60～61页，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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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國農村慣行調査刊行會編：《中國農村慣行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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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五·八旗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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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司法行政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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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五，乾隆七年九月乙酉，户部议复甘肃巡抚黄廷桂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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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于敏中等修：《钦定户部则例》卷八《田赋·开垦》，乾隆四十六年刻本，见《故宫珍本丛刊》第284册，100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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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清民律》（第一次草案），第二编《物权》之第四章《永佃权》。按：该章对永佃权的具体规定，包含了“一田两主”的内容，与民间实际流行的永佃关系不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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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治《淡水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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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厦门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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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第10000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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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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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嘉靖《龙岩县志》卷上第二《民物志·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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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毛万汇：《庄梦纪》卷四，“为禁约事十款”之一，“禁私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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