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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第三章 明清两代的山地经营与山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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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的开发，在中国农业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经济发达的前提是人口和耕地。自从黄河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之后，土地开拓的历史，人口移徙的历史，大致是沿着自北到南，自东到西，从平原到山区，从腹地到边疆这条路线，反复地、曲折地前进着的。很早以来，山区就是劳动人民（特别是破产农民）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斗争舞台，封建社会史上每一次大的流民运动和农民起义，都造成山区垦殖的经济成果，使山地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新的水平，在新的村落不断建立，农业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往往又带来了手工业和矿业的兴起。因此，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结构，一般都包含了平原与山区两大不同的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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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山区的农业开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不仅吸收了大量的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掠夺所造成的“流民”群，而且为明代以降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提供了扩大耕地面积和推广粮食新品种的场所。弘治年间“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产生，显示了湖广在传统农业经济区域中地位的提高。而从宏观上相对地说，湖广比之于江浙，可以说是“山区”。即使就湖广区域内部而言，百什成群的南北“流民”，扶老携幼，前赴后继，聚垦川陕湖边山区的事迹，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上的一桩大事。在被誉为中国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引进的番薯、玉米等粮食新品种，最终也是以在丘陵山区地带的普遍种植立住脚跟，成为我国粮食构成的重要部分的。另一方面，山区的农业开发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手工业原料供应基地，特别是菁、蓝、靛、麻、林木、药材、茶叶、烟草等的生产，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商业和平原手工业的发展。山区经济在封建统治和行会势力的薄弱地带卷入商品化，又使原先落后的个别山区有条件和可能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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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有川陕湖边、闽粤赣边、闽浙赣边、湘西南、浙西、苏南、皖南等。开发的主力是流民和从流民发展而来的流寓种山者——“棚民”。一般而言，首先进入广阔山区的流民，大致可以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即所谓“占地自耕”，或者“结屯垦种”，这特别表现在荒无人烟或土著居民甚少的山区。后继者来到上述山区和原有土著居民活动的山区，大致采取租山佃耕的方式，即所谓“立篷开垦，插蓝认租”[1]，“租山赁种”[2]。他们“知山经开垦，必成石骨，税契后之不能转卖也，巧立名目，谓之召租，视山土之厚薄，写立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为满，产仍归于卖户……知过户之须完漕粮不能脱身也，因谓年满后既山归业户，则召租时即不管漕粮……年未满而土尽，则徙而之他”[3]。他们平素搭建简易棚寮居住，被称为“棚民”（亦称“寮民”“篷民”）。在棚民入山垦种取得成效的刺激下，一些商人也“挟重资而来”，租山雇募棚民垦种。占山自耕的流民，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而租山垦种的棚民，虽也有一部分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但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或雇佣劳动者。这就使得明清时代的棚民不同于以往的流民，他们的活动体现了山区卷入商品经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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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区经济还明显地存在时兴时灭、大起大落的突变性。这是因为：第一，封建官府为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十分惧怕棚民聚集山地为“盗”，对山地开发一贯持反对态度；对开发已成事实的山区，总是采取破坏性的镇压手段加以摧毁，或者用设置府、县归入版籍，强化保甲制度的方法，把它纳入封建政权控制、剥削的轨道。每次镇压行动，都使一些地方的山区经济出现逆转和夭折。第二，山区的土著地主也往往以维护乡族和地方利益为名，或严禁开山种植，或挑起土、客之争，千方百计地驱散棚民，扼杀山区经济的发展。第三，在上述社会条件的制约下，棚民以频繁流动对付封建官府和乡族势力的压迫，争取自己最大的经济权益，在经营方式上不作长久计，而是耗尽地力而他徙，这也使山地的开发具有粗放的、掠夺式的性质。因此，在封建官府和乡族势力干涉未至的时候，山区可以摆脱封建剥削或取得剥削较轻的生产条件，对外来的棚民或商人资本有吸引力，能够在短时期内出现大规模的开垦，造成经济繁荣。由于这种繁荣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先进地区技术条件和经营方式移植的结果，当封建官府和乡族势力的干涉使山区比较优惠的生产条件丧失时，繁荣便随着棚民和商人资本的退出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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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从闭锁的自然经济突发性地产生发达的商品经济，又从发达的商品经济倒退到闭锁的自然经济，这种曲折反复，在不同地区经历了不同的过程，但都体现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弹性，是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特别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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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史学界对明清时代的山区经济已经给予相当的重视，特别是对川陕湖边、闽粤赣边的社会经济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这里，我试图利用近年发现的山契，选择皖南和闽北两个地区，作一个县（祁门县）和一个村（南平县小瀛洲村）的典型剖析，以说明明清山区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斗争演变的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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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170272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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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第一节 皖南祁门县的营山与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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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徽州、宁国、池州、滁州、广德五府州山区，是棚民聚集的一个重要区域。特别是由于徽州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皖南山区经济历来引起人们的注目。为了探窥其中的奥秘，我选择徽州府祁门县作为一个实例。祁门县“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4]；“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利甚大，有非田租可论，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也”[5]。可以说祁门县是皖南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山县。恰巧20世纪50年代屯溪市文物商店搜集的徽州民间文约[6]，保存了相当丰富的祁门山契，为我们进行典型解剖提供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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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祁门县志》引康熙旧志记该县风俗云：“东人资负戴，南人善操舟，西人勤樵采，北人务山植”，并更正说，“西北乡人皆勤田畴，务山植”[7]。可见，“务山植”在全县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仅西、北乡民山植生产“专业化”，而且东、南乡民的贸易、操舟，也多和山地经营有密切的关系。这里的山地适宜种植茶、竹、杉木，早在唐代就以产茶著称，营山是有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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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祁门县的山地经营，有自种、使用庄仆兴养和租山佃种的不同。除自有山外，不少是买山经营的。从遗存的山契看，山地买卖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是作为葬丧之地，此为没有生产价值的“坟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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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都胡时亨，今有梯己祖产山一段，坐落本都九保汪受住后山，系祖父胡大济经理，系伙字七百九十八号，计山十二亩一角……今为二年甲首，无钞支用，今自情愿将前项山亩步四至，尽数立契出卖与同都汪受名下前去迁造风水为业，面议时价宝钞六十贯，其钞并契当日两相分付，内除祖坟三所不在契内，祖坟并不全留禁步。其山未卖之先，与家外人即无重伏[复]交易，如有一切不明，并系出卖人自行成[承]当，不涉买人之事。自卖之后，二家各无言悔，如先悔者，甘罚宝钞三十贯与不悔人用，仍依此文契为准，今恐无凭，立此文契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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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二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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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产人 胡时亨 押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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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人 胡祈令 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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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为经营林木或经济作物之用，是为山场、山产。此类山地在出卖时有的已经垦种，有的还是荒山。山契中对买卖用途有注明者，亦有不注者。买主有的是本地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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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都倪细乞同侄辛春，今无钱用度，自情愿将祖父倪仁卿经理名目山壹号，坐落六保，土名炭松坞，系恭字九十九号，计山五亩，与叔倪运仲则相共，今将合得分籍，并用工栽坌在山木苗，应数立契，又将用工栽到土名陈大源力坌，一并出卖与本都汪华政、忠政、良政、汪洪四人名下为业，面议时价白银捌钱，在手足讫。其价并契当日两相交付，来历不明，卖人自理，不涉买人之事。今人少信，立此文契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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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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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人 倪细乞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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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侄 辛春 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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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外县人。休宁县卅三都方子和等自洪武年间到祁门十四都买山起，历代亦相继在此买山经营林木，可以说是个典型例子。现存有关山契有30余件，兹引录数件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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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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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十四都冯保芝，今承祖父伯聪户下，有山一片，坐落水源头南塘，系经理吊字 号，计山一十五亩，其山东大坑及本家山上至降；西至中巨坞大岭，上至大埄，随岭直下秪嫩地为界，下至大坑；南至大降，北至中巨坞坑口。今来无钞支用，情愿将四至内山地，出卖与休宁县卅三都方子和、子兴名下为业，面议时价宝钞六十贯文，当日付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