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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浙江，是永佃权和“一田二主”盛行的省份。如前所述，永佃权和“一田二主”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地权分化的不同形式，永佃权是从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而一田二主则是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分割。一般而言，一田二主是从永佃权演变而来的，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由于各地演变的时间有先有后，往往相同的名目却体现不同的内容，从而呈现出复杂性。此处只谈一下清代浙江一田二主的契约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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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田二主下，田底权（俗名有“田骨”“主田”“大业”“大买”“下皮”“下面”等）的出卖，在契约格式上一般与土地所有权未分割的民田卖契一样。清代档案刑科题本（债务类）中记载了田底权买卖的俗例，如临海县乡例“卖田不卖佃”[29]，永康县俗例“田主买田为田骨”[30]。因此，在一田二主盛行的地区，田地买卖指的只是田底权的转移，这是“俗例”，当地人都清楚，无须在卖契上再加说明。地方官府在断案时也是遵从这种地方“俗例”的。如永康县吴国养之父“于乾隆十九年，凭中吴明昌价买族侄吴学瑞、吴学积同伊侄吴瑞琦民田六十把，当经学瑞等二次找截，正、找各契存据”。这种契约即一般民田卖契，经过二次找截已经“清业”（绝卖）。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十八年（1763），这块田地的所有权和追租问题引起争讼，永康知县依“俗例”判定吴国养只有田底权（“田骨”）。[31]又如鄞县二十都四图“陈大河之父陈孟立与陈性贤之父陈孟才，于乾隆五年（1740），各买王伟宗田九分六厘零，丘址相联。契内载明西系陈孟才，东属陈孟立，任凭起造。因宁俗：佃户承种，俱用银顶买，名为田脚，此田向系张孝义佃种”，王伟宗卖出的只是“大业”（田底权）。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陈孟立于所买己田内造屋，引起殴斗命案，官府依“俗例”断明该卖契仅是田底权的出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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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的实例。这是鄞县二十六都二图周振飞的永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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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永卖契周振飞，今因乏用，情愿将父遗民田四丘，系得字号，共量计一十亩零六分零，其土名四至开后，其田情愿永卖与何处为业，三面议定价银二百十五两正，其银当日随契交足。自卖之后，任从开割过户，输粮管业，其田并无诸般违碍等情。恐后无凭，立此永卖契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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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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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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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永卖契 周振飞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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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 周廷武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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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诗传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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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振声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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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 周介甫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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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契行文规格和上引绝卖文契格式完全相同，管业者照例开割过户输粮。据档卷所载，此契内土名荸荠丘田五亩，卖主周振飞只拥有田底权，买主何承先管业输粮之后，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间，才又买回“田脚”。[33]故契内所列的“民田”名目即“大业”，不包括“小业”——“田脚”在内。直到民国时期，这种“俗例”依然存在。1930年刊印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记鄞县及旧绍兴府属习惯：“甲买受乙之田产（大业），对于乙田内丙之田脚（小业）不能并买在内。”[34]但这种情况，单凭契约的一般法律规定是无法判断的，因此很有必要弄清各地的习惯法——“俗例”，才不至于在研究土地所有权和契约性质时发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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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权（俗名有“田皮”“田脚”“客田”“小业”“小买”“上皮”“上面”等）的出卖，在契约格式上不能与普通民田卖契相混（但有与佃约相混的情形，详后述），下面是庆元县二都杨朗坑村的卖田皮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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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田皮契人范礼堂，有水田皮一段，土名坐落外砻安著，计租一十三把正。今因缺银应用，将其田皮立出正契一纸，卖与天仙神庙为业，三面收过价银二两九钱九分正。言定递年各纳谷一十二把正，不致欠少。日后办得原银取赎，不得执留，立卖契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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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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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契人 范礼堂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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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侄 范义仁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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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 范子彬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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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田皮”是作为一种“业”出卖的。永买者可以自称为“业主”（即“小业”主），也就是“佃主”。“田皮”可由原卖主自种，或者另佃。契内注明可以回赎，是一种“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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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田面权的契约还可用“推契”。如档卷所载：鄞县二十六都二图何仁慈，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间，“凭何显忠、何贞殿、柯友益为中”，受田脚价谷三千三百斤，“把这五亩田立契推与何承先自种”。[35]这里，何仁慈先卖“田业”，后卖“田脚”，推田割绝了。在另外的场合，如“田脚”已经典出，但最终无力取赎，也可以找价推出，这时卖田脚之契亦可称为推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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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晚清浙江地区的“推佃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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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推佃扎人何跃龙，今因缺少用度，自愿央中将叔父遗下客田叁石正，计五坵，土名坐落水注开后，凭中立扎出推于本族作义叔公边为业，三面言定时值价洋银四拾元正，其洋当日扎下交收兑足，其客田任凭受主前去管业耕种无辞。自推之后，并无异言阻执，日后如备原价，到期回赎，此系两家情愿，今欲有凭，立此推扎，永远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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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坐落坵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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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租九石正 大业作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