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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佃农在征得田主同意后转让佃权，书写退契，田主直接顶与新佃户，而由新佃户另立佃约，亦称“顶契”，民间俗称为“官顶”。“私相授受”时，则由现佃向原佃订立佃约，或称“顶契”“让田票”等。这种契约的经济实质，已是永佃权向田面权转变的中间形态了。因其本身不“合法”，一般是活顶，即预防田主发觉时，可以原价取赎收回。在“一田二主”下，田面业主兼佃农让耕时，一般也采用这种契约。如诸暨县王汉英，在父手原有“调字号租田四亩零”，是个自耕农。“乾隆九年（1744），父亲卖给蒋高才，田仍小的家佃种，每年租谷十石。”即卖田之后保留了佃权，可以视之为永佃农。乾隆三十年（1765），王汉英将佃田转顶苏邦信，立下“让田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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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田票人王汉英，今将佃田一丘，土名前四亩，计田四亩零，情愿立仰票于苏邦信耕种，三面议价钱六千四百文正，其钱当日交收，其田让出钱主耕种，并无翻悔阻执等情。恐后无凭。立此仰票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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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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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让田票人 王汉英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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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王圣业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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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田票”中所列的价钱六千四百文，是顶佃价，实质上立票时已转化为一种地价（田面价）。这是一种活契，如原佃日后备出原价，可以赎回自种或转顶。如未曾回赎即行转顶，收取顶价，在法律上和地方俗例上均视为非法，名曰“私顶”“盗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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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佃田是属于田面权（小业）时，转让时亦有运用这种顶契的形式。如永嘉县，据1930年时调查所得，有“顶契式”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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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顶契人某某，今因缺用，自愿（填大业人姓名）将田一坵若干佃[亩]，坐落某处，计时租若干斤，一直出顶与某某耕种，面断价钱若干文。其田自顶之后，听凭掉佃耕种……（下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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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顶契”，保留了租佃的外衣，实际上已是田面权的买卖了。在“一田二主”下的现耕佃户，在佃约上须注明大小租各若干，而大小租亦有种种异称。下面是庆元县的两张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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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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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佃约人范礼堂等，承父手遗有水田皮一段，土名坐落砻来堀安著，计业主租七把正。今因缺银食用，将其田皮立出佃约一纸，即日佃与本族礼资弟边，银一两正。其银收讫，其田皮言定递年完纳佃主租八把正，每年不敢欠少。如若皮租有欠，听凭佃主自己易佃耕种。日后办得原钱取赎，业主不得执留，立佃约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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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六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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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佃约 兄礼堂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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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佃侄 义枝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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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 吴家庆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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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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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补佃约契人范兰吉，承父手遗有水田皮一段，坐落牛来堀下段安著，计业主租七把正。其田皮前叔手佃与礼资叔边，今因缺银食用，将其田皮再立补佃约一纸与叔边，补出佃银三两正。其银即日收足讫，其田皮自补之后，听凭叔边前去耕种，立佃约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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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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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补佃人 范兰吉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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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兄 范福男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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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人 范永吉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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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约（一）中表明现耕佃户必须交纳两重地租：“业主租”，即“大业租”，是大租；“佃主租”，即“皮租”，是小租。但这张佃约的特殊之处，是现耕佃户原是田面主兼佃农，是由于“佃”出田面权（“田皮”）而形成的。约内对此加予申明，这与一般现耕佃户的租约有所不同，说明这张契约既是现耕佃户的佃约，又是田面权活卖（可以赎回）的证书。佃约（二）虽称为“补佃约”，实际上是田面绝卖的证书，因为补价之后，现耕佃户不仅完全丧失了田面权，也丧失了耕作权。因此，它表述的经济内容已经不是租佃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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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文史资料中常见的“佃”和契约文书的“佃”均不可望文生义，一律当作租佃来理解。对大量佃约进行比较分析，是治农村经济史者必须重视的一个方面。弄清佃约关系的各种不同表述方法的经济实质，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文献资料，重新审议现有的结论，把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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