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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谕原差 王灏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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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交人 林国芹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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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人 丁碧辉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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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选的先祖于明代崇祯年间卖出粮田一号与丁宅，因系活契，“粮产未收入户”。过了将近一百年，因为丁宅催收，引起讼端，罗文选之祖罗承宗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到官府控告，丁宅理亏，“照贴罗宅完纳”。乾隆三十七年，罗文选再次上控，结果还是“得业者亏”，丁光荣交出找断尽契银伍两，向罗文选买断了结。罗家对这块田地的田底权（未尽的部分），保持了一百多年，官府还承认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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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维馨等于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初七日所立找断字，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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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找契字人蔡维馨同男元章，情因雍正玖年间父子和承祖遗下置有粮田贰段，坐落坪州，一号土名大培，一号土名庙仔前，年供大苗谷六担庄，馨父要得银两应用，托中说谕，即将前粮田贰段，立契出卖与章礼元边为业，续因礼元之孙章云锦，于乾隆十二年五月间，将田转卖与王显卿边为业，馨因粮产未清，馨于乾隆念四年二月间迫控何主，蒙准吊章礼元契验，因礼元卖契失落，不得缴到，本七月初七蒙汪主堂讯，公断王碧瑞出银二十八两正，找足契价……广堂缴给领，其粮产原存禾供里十四图二甲蔡渐租户推出，瑞本年粮产俱已收清，并无差厘丢累，今蒙公审找断之后，前田听凭王碧瑞永远管业，向后永无取赎，并不得索找、索贴，另生讼端等情，今欲有凭，敬立找断字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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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八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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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断字人 蔡维馨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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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元章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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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找人 章云锦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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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差 张宏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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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荣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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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清桂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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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口代笔 杨炳煜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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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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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差照上手契认，彼此不得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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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这种情况也没有起什么变化。我发现不仅契约的格式依旧，连向官府登记受理税契手续后留下的“契尾”也完全一样，仅年号不同而已。直至民国时期，这种传统的土地买卖习惯依然牢固地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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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土地买卖是瓦解封建土地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却恰得其反。像闽北这种“卖而不断”“断而不死”，犬牙交错的地权分割状态，我以为正好绘出了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僵而不死、富有弹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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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田买卖中的“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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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广大农村，在明弘治以前，“惟守本业”。“农力甚勤，不事商贾末技”[9]。弘治年间任邵武府同知的陆勉，写过一篇《谕民辞》，把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概括为：“山场多，土产薄。女织麻，男种粟。俭些用，积些谷。当煮饭，只煮粥。且吃菜，莫吃肉。粗器皿，布衣服。日积升，月积斗。多置田，少起屋。养鱼苗，喂猪犊。”[10]这正是闭塞的自然经济的写照。明中叶以后，崇安（武夷）、瓯宁的制茶业，建阳、邵武的陶瓷业，顺昌的造纸业，延平的冶铁业，浦城的烟草加工业，先后勃兴，竹、木、茶、笋等农家经营的副业作物，开始大量卷入商品市场，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和商品经济发生较多的联系。清代乾隆前后，崇安、瓯宁的茶树种植，浦城的烟草种植，都出现专门化的倾向，专业加工的城镇已经稀疏出现。这对闽北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起了一定的腐蚀作用。道光时已有地主文人大声疾呼“茶之为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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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货币权力渗透到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之中，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地权之中，从而加强了土地商品化的倾向。在我们见到的闽北土地买卖文书中，从顺治到宣统，一律是以货币（白银或铜钱）交易的。由于白银使用的频繁，在土地购买者中，出现了“银主”的称呼。关于“银主”，本书第三章曾论述过，这里再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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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购买者被称为“银主”，据我接触到的明清土地文书资料，至少在安徽的徽州、福建、台湾等地普遍通用。[11]见诸现存土地文书记载的，最早是明万历年间，最晚的是1950年，先后使用了三百多年。这一社会现象，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白银的使用相联系的。明代前期，白银的使用日趋普遍，正德、嘉靖以后，美洲出产的银元经吕宋大量流入中国，白银数量激增，逐渐取得主要货币的地位。这些银元绝大部分是从福建的漳、泉流入的，于是福建成为普遍使用白银最早的地区。闽北虽然僻处山区，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闽北的茶大部分用于出口）的频繁，白银也较早成为通行的支付手段。因此，在土地买卖中出现“银主”，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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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主”不是阶级或阶层的概念，其成分是很复杂的。先看下面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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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里四十五都李墩住人李芳椿，承祖置有晚田一段，递年供纳吴衙员米四石四斗庄，其田坐落土名坋垱……今来具出四至明白，且芳椿要得银两使用，情愿托得知识人前来为中说谕，就将前四至田立契出赔与本里下陈应龙边为业，当三面言议定时值价铜钱，前后共讫一万二千文小，自立成契至日，眼同中人等一顿交收足讫，无欠分文，易[亦]无准折债负之类，其田言定三冬以满，备办原价取赎，契书两相交付退还，如无原本，任从银主永远耕作，田系芳椿承父分定之业，与门房伯叔兄弟各无相干，系是两家甘心意允，各无反悔，今恐难凭，具立文契合同为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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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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