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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八月，詹绍谋之子詹必华因“力难支持，不能包佃理租”，立归并契，将余下的租谷五百斤“退卖税主与黄得望众房兄弟边，苗皮画一归管，租归黄宅理还”时止的三十七年间，这片田地有三层地主，五个主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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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主——叶大茂、吴国章、谢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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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田皮买卖，田面权成了二地主、三地主寄生吮血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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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田皮买卖既意味着佃户有可能上升为田面主，从地主手中分割到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促使封建土地所有制走向衰落；又标志着地主阶级的再生，即“赔主”层的成长。而后者，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弹性。这种使闽北的佃农从取得永佃权到占有田面权，而最终又全部丧失的不断反复进行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样，丧失永佃权和田面权的佃户的最后出路，仍然是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当毫无权利的牛马。我发现许多田皮卖契后粘有承佃字，便是他们血泪斑斑的实物证明。如道光九年（1829）十一月，黄基宥将承父阄分粮田一号计田面五十担卖给地主刘柏雄，同时立约承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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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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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柏雄边承出粮田一号，坐落东礼二图土名寺下社王前瓜田丘，计田面五十担正，承岭[领]耕种，当日三面言议定递年交纳田租青光早谷十二担正，秋收之日，送至本庄面扇过回，不得少欠升斗，今欲有凭，敬立承佃字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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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九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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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承佃字人 黄基宥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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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佃 王信元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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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 张天培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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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永佃农卷入土地买卖后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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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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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清代闽北土地买卖文书的初步整理，我对明清闽北民间土地买卖有如下几点不很成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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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闽北土地买卖习惯与地权的分割相联系，说明封建土地所有权在土地买卖的经济运动中不断变动，取得更生和回旋的余地。闽北地区土地畸零，中小地主特别多，农民拥有部分田面的权利，雇工经营的富农经济难于发展，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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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在闽北土地买卖中产生的“银主”，由于自然经济分解的程度较低，只能向工商业兼地主、二地主或旧式富农的方向发展，而没有成为“经营地主”或“租地农业资本家”式的人物。“银主”的这种畸形发展，对地主制的牢固存在，起了加强和巩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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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皮买卖使一部分佃农得到田面权，又使争得田面权的佃农丧失它，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赔主”——二地主。“赔主”的存在，堵塞了佃富农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是阻碍闽北农村变革的反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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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认识，不一定正确，但希望能有助于明清土地买卖和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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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第二节 清初台湾农业区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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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地的开发，始于明崇祯初年（1628—1631）福建饥民数万人的移垦。其移垦方式，系由郑芝龙出面招募，“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开垦荒土为田……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28]。这种纳租关系的性质如何，因史料阙如，不得而知。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税，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陂塘堤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籽种，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29]。此外，殖民者还以东印度公司名义买进大片土地，招募大陆移民入台，垦成九千八百甲土地（集中于赤嵌附近一隅）。垦民必须向东印度公司缴纳地租、人头税和贡纳，还需负担力役，人身依附关系很强。比起崇祯初郑芝龙的招佃方式，这显然是一个倒退。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东渡台湾，一面改“王田”为“官佃田园”，“牛具、埤圳官给官筑，令佃耕种”[30]，一面兴屯以富兵，分配各镇营汛地，“准就彼处择地起盖房屋，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31]，这就是后来所称的“营盘田”。又惟“各处地方，或田或地，文武各官随意选择，创置庄屋，尽其力量，永为世业”[32]，是为“文武官田”，也就是地主制的“私田”。同时，郑氏亦准百姓报明承天府后开垦。[33]郑氏三代统治台湾的二十二年中，在南至恒春，北迄鸡笼、淡水之间，均有点状的开垦，生产的粮食基本上可供本岛自给，但实垦的面积并不大，据康熙《台湾府志》估计：“开垦仅十之二、三。”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清查，当时旧额田园共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三甲八分六厘零，其中田七千五百三十四甲五分七厘零，园一万零九百一十九甲二分八厘零。这个数字当比郑氏垦殖全盛时期的数字为小，这是因为郑氏时期的开垦方式，系以镇兵的屯垦为主，郑成功入台时有兵二万五千名。随着郑氏政权的败落、覆亡，降清时官兵约只三千余名，故这一部分土地大多已经抛荒了。由此可以想见，上述旧额田园主要是指“官田”和文武百姓的“私田”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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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官员的“私田”是招佃垦成的。百姓的私垦，据《永历十八年台湾军备图》所载，有十二半民社。此外还有大槺榔西堡、东堡等处的开垦，大部分也是招佃垦成的。其开垦之地，尽属陆地荒埔，有雨则收，无雨则歉，“文武诸人各佃丁，给以牛、种”，“与佃分收，只完正供”[34]，“所招佃丁去留无定”[35]，实行的是实物分成制的租佃关系。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嘉义县“太子宫堡及铁线桥堡是郑氏部将何替仔获准开垦处，对于已垦的田园，设定每甲八石的大租，分租给佃户。对于荒地，则给予农具及其他器材，使从事开垦。成熟后免租五年，五年之后，设定大租每甲四石至六石”[36]。此处所说垦熟后改行定额租，当无疑问，但所谓“设定”“大租”，肯定不是清代那种与“小租”分立的“大租”，因为佃户还不可能成为业主。这种所谓的“大租”，是一田一主形态下的地租，因水利条件差而租额低，只相当于当时闽南地区“一田两主”关系下的“大租”额，如果不是后人误用“大租”名称的话，便是当地闽南移民借用了故乡的习惯用语，这和真正意义的大租有本质的区别。撇开这一点不说，可以肯定的是，文武官员和百姓的招佃私垦，引起地主私有经济的兴起。但地主私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还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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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统一台湾之初，对已垦田园一律改为民业，按等征收赋税，对未垦草地荒埔，则从政治上考虑，“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严禁大陆人民移垦。但老农业区域疲惫所激起的向边疆、山区和海岛移垦的社会要求，不是一纸禁令所能阻挡的。[37]闽、粤人民“偷渡”入台的自发运动愈演愈烈，也就使台湾南北路草地荒埔的垦拓进程愈来愈快。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1685—1687），在以台南为中心的已开发地区内，乃至北路草地和南路下淡水溪沿岸平原，都出现小规模的私垦。至康熙后期，原来点状开垦的南北路草地荒埔开始成片相接，“北至淡水、鸡笼，南尽沙马矶头，皆欣然乐郊，争趋若骛”[38]，乡庄市镇纷纷建立。据康熙《台湾府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九年间（1685—1710），台湾地区增垦升科的田园面积达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余甲，逐年增垦（缺二十六年数字）的数字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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