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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彰化县）隘租一款，缘近山田园界与番社毗连，时被生番出扰，因而业、佃公议，在险要之处设立隘寮，雇募壮丁把守。即就沿山田园抽收租谷，以供隘丁口粮，名曰隘租。（淡水县）隘租一项，系就田抽租，养赡隘丁，以防生番。（新竹县）山谿丛杂，生番出没无常，沿山业佃不堪其扰，各有设隘防守……由业、佃鸠资，名曰隘租。（宜兰县）隘租……租谷旧由隘首自收，分给丁壮口粮。[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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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契及垦户呈给官府的禀帖中，说法亦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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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据各处垦户，原为防番、捕盗、安良之所由来也，故有征收大租，备资隘务，所谓就地取粮，朝廷简便利民之法。[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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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钻头庄、新兴庄等垦户刘引源、卫寿宗等，“为生番猖獗，时常出没沿处扰害”，“爰集各庄筹议，归与陈长顺出首承办（隘寮），议将南河内及九钻头起，至水坑、下横坑止，即就该地各处尚有未垦余埔，并及山林……归陈长顺自备工本，招佃开辟……无论前垦之人欲行该地垦种，另向垦户长顺承给，酌贴隘费，不敢违约。即日当同商议，所有佃人欲该地耕种以及等顶，议订一九五抽的，以资隘费外，年需口粮不敷，按照各户议贴，各立合约为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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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陈长顺……后将所垦之地给出与田主，永为己业，乃就地收取隘粮大租，以为把隘之费。[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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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户隘”的隘粮大租由设隘的垦户向佃户抽收，“以极力垦成之粮，养极力垦成之隘”[72]，故称为“就地取粮”（或云“就地出资”“就田科租”）。垦户将隘务出抱时，隘粮大租的收租权仍属垦户，一般在出抱期间，交隘首直接向佃抽收，限满则将权利收回。如同治八年（1869）七月，垦户刘子谦隘务出抱于“金广兴”办理，拨出油罗数处青山交由“金广兴”垦管、建造隘寮，募丁把守，面议11年为期，议定“老垦田业各佃，每年供纳隘粮大租粟，贴出八百硕，并带山面所有出息货物以及山租等项，概行尽归隘首金广兴新戳抽□收”。而归“金广兴”垦管之山，“限满成田之日，须要按甲纳租，每甲水田按作上则例，应纳大租隘粮谷八石，归垦户刘子谦收量，以为建隘募丁□之□费”[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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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自筹合办的“公隘”，一般系由公产收益充支和业、佃分担，但亦有采用招佃垦种，抽收隘粮大租的情形。如六成安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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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成等世居加志阁庄，各前辈于乾隆三十七年向化番契买东势一带山场，为庄众樵牧牛埔，即于内面建隘堵番，请官给戳，隘名六成安。爰众举隘首，募丁理隘，内堵生番，外保牛埔……其年给隘粮，由众买山场外口低处，招垦抽纳，并由成等庄佃照甲相供，历来无异。[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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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粮大租”虽系由设隘防番而得名，但就交纳“隘粮大租”的现耕佃户与垦户之间的关系而言，和一般垦佃形成大租的则一。因此，它只是“汉大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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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番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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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称“杂居平地，遵法服役”“内附输饷”的平埔居民为“熟番”，其聚落为“番社”。对于“熟番”所有之土地，康熙《户部则例》规定“番众就丁纳粮，不完地赋”，然不许民人侵垦、私贌或典卖，“台湾奸民私贌熟番埔地者，依盗耕本律问拟”。但侵垦和私贌显然是大量存在的，如大武郡社土官孩湾，“因无鹿可捕，课饷无归”，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将坔港草地一所，“招得丁文募佃前去开垦，议约每年贴课粟六十五石”[75]。基于这种事实和大陆移民日多的情况，雍正二年（1724）下谕，“覆准福建台湾各蕃鹿场闲旷地方可以垦种者，令地方官晓谕，听各番租与民人耕种”[76]。从此，民人承垦、贌耕“熟番”土地成为合法，“番业汉佃”成为清代台湾土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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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番”的土地，原系各“番社”集体占有的公业，以后还包括官府给予“番社”或“番社”向官请给的土地，统称“社地”。社地是番社成员口粮、向官输饷及社中各项公共开支的主要来源，故社地出佃所收之租，又称“番口粮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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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社”出贌土地或给垦荒埔草地，从现存文契考察，不外有下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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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于“课饷无归”或“乏银应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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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一年十月）吞霄社番土目加已、六观、猫老尉、茅元成、加浦，合社众番等，承祖遗下有青埔二所……今加已等因乏银应用，情愿托中引就与汉人徐光辉出首承给垦，开辟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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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猫阁社番土目佛抵希，同番差加溪、踏头、奕交、武葛，承祖遗下有青埔一块……今因紧迫，四处无措，叫集合社众番前来商议，俱各愿将此埔招给殷实佃人林世庚前来承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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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自己不能开垦”或“乏力垦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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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七年二月）淡水雷里社瓜厘番土官大武腊、咬龟难等，兹有因荒埔地一所……今因耕种不及，诚恐侵占之弊，况本社番众食费不用，是以告知伙长，公同众招郑文明、黄宗、林宗华、林振声、林士暖、徐士和，自备犁耙、牛工、种子，前去开荒地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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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年四月）水里社土目大宇、甘仔辖等，有承祖遗下水里山脚大路下草埔一块，因众番自己不能开垦，情愿招得汉人赖以觉承垦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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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一年十月）阿里史社通事潘绳武，有承祖遗存沙历巴来积积埔投标林荒埔地二片……今因乏力开垦……托中给付林德自备工本前去掌管筑圳，开垦成田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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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北港等社通事远生圭、土目林安邦、利加腊等……惟有承祖遗下林埔一所，前被邻社番勾引奸民占垦，禀明驱逐处还，立约照界归管在案。因社番无力自垦，爰是公议招垦……招得佃人游巧、张集、张平前来承佃给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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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年十二月）竹堑社通事什班，土目斗限、比抵，同众番等，今有员山仔溪北犁头山隘边草地一所……兹番等乏力开垦，愿招得汉人林拱寰自备牛只、工本，前来认垦犁份半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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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番社”愿意将所属荒埔、草地出租，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或因“无鹿可捕，课饷无归”，或因“食费不周”，或因“乏银应用”，或因自己无力垦种。另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因为闽、粤贫民入台者日众，占耕“番地”的现象日见频繁，“番社”自己不能垦种，日久土地将有被侵占殆尽的危险，故以出租作为保护“番社”土地所有权的一项措施。所谓“今因耕种不及，诚恐侵占之弊”，“凡所抽谷石，付本社番帮贴众食费，免致外占之弊”，即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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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地”的给垦和出贌，系以“番社”通事、土目、番众为一方，汉佃为另一方，通过订立契约而确定租佃关系的。双方订立契约文书时，汉佃必须先付出一笔“垦埔底银”或“犁头银”“粪土田底银”，即类似大陆各省之押租银。据契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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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田，听任顶耕收取，本社番不敢阻挡生端异言。[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