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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社”出贌土地或给垦荒埔草地，从现存文契考察，不外有下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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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于“课饷无归”或“乏银应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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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一年十月）吞霄社番土目加已、六观、猫老尉、茅元成、加浦，合社众番等，承祖遗下有青埔二所……今加已等因乏银应用，情愿托中引就与汉人徐光辉出首承给垦，开辟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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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猫阁社番土目佛抵希，同番差加溪、踏头、奕交、武葛，承祖遗下有青埔一块……今因紧迫，四处无措，叫集合社众番前来商议，俱各愿将此埔招给殷实佃人林世庚前来承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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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自己不能开垦”或“乏力垦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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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七年二月）淡水雷里社瓜厘番土官大武腊、咬龟难等，兹有因荒埔地一所……今因耕种不及，诚恐侵占之弊，况本社番众食费不用，是以告知伙长，公同众招郑文明、黄宗、林宗华、林振声、林士暖、徐士和，自备犁耙、牛工、种子，前去开荒地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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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年四月）水里社土目大宇、甘仔辖等，有承祖遗下水里山脚大路下草埔一块，因众番自己不能开垦，情愿招得汉人赖以觉承垦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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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一年十月）阿里史社通事潘绳武，有承祖遗存沙历巴来积积埔投标林荒埔地二片……今因乏力开垦……托中给付林德自备工本前去掌管筑圳，开垦成田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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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北港等社通事远生圭、土目林安邦、利加腊等……惟有承祖遗下林埔一所，前被邻社番勾引奸民占垦，禀明驱逐处还，立约照界归管在案。因社番无力自垦，爰是公议招垦……招得佃人游巧、张集、张平前来承佃给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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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年十二月）竹堑社通事什班，土目斗限、比抵，同众番等，今有员山仔溪北犁头山隘边草地一所……兹番等乏力开垦，愿招得汉人林拱寰自备牛只、工本，前来认垦犁份半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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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番社”愿意将所属荒埔、草地出租，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或因“无鹿可捕，课饷无归”，或因“食费不周”，或因“乏银应用”，或因自己无力垦种。另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因为闽、粤贫民入台者日众，占耕“番地”的现象日见频繁，“番社”自己不能垦种，日久土地将有被侵占殆尽的危险，故以出租作为保护“番社”土地所有权的一项措施。所谓“今因耕种不及，诚恐侵占之弊”，“凡所抽谷石，付本社番帮贴众食费，免致外占之弊”，即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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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地”的给垦和出贌，系以“番社”通事、土目、番众为一方，汉佃为另一方，通过订立契约而确定租佃关系的。双方订立契约文书时，汉佃必须先付出一笔“垦埔底银”或“犁头银”“粪土田底银”，即类似大陆各省之押租银。据契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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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田，听任顶耕收取，本社番不敢阻挡生端异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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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佃人有碍宪禁，及窝匪滋扰等情，随即呈官究逐，其田底仍听本佃转佃，务必诚实之人顶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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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守分耕种，无欠课租，该佃欲创佃业，任凭退顶。[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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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欠租、犯法外，“佃人”可以自由处分“田底”，或转佃，或退顶，“番社”不得干涉。在这场合，“田底”虽指永久耕作的权利，但实际上已是“田底”部分的土地所有权了。因此，向“番社”租佃土地的“汉佃”，随着其对田底处置的不同，具有不同的身份。自己耕垦的，是佃户，如果他直到退顶前，一直是自己耕种，那么，他的身份是“田底”主兼佃农，其性质相当于自耕农。如果转佃，向现耕佃户收取地租，那么，他已是二地主（即“小租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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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种“汉佃”，以个人或合伙向番社承垦，一开始便采取招佃垦耕的方式。如后垅等五社有海漧埔地一所，乾隆六年（1741）、七年（1742）“给批招佃垦耕”，因遭飓风霖雨、溪海交涨淹压，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丈，其圳头东势五个山窝有田共八十二甲余，园二十三甲余，仍由原佃谢雅仁等垦种。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佃批内即批明：“尽交付与林义思、詹寿官、刘合欢、江庆郎、谢雅仁、潘马力合夥招佃认耕，转佃耕作。”在这场合，“佃户”事实上一开始就是二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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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番地”的招垦一开始就以“田皮”（田底权）与“田底”（田面权）分割的形式出现呢？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后垅等五社通事合欢等所立的“佃批”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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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租及田皮照旧归番，则与番地还番管业之例相符；而工力、粪土、田底归佃，永为己业，则佣人永得照旧管业永耕，无致流离失所，实是民番两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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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地”在法律上属“熟番”所有，但它是未垦之地，非佃种熟地可比。开垦时所费的工本，耕种时所需之粪土，以及垦种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如果不在处分土地的权利上给予一定的好处，是无法调动“汉佃”的积极性的，甚至根本无人愿意佃耕。“番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离社遥远，为“熟番”所管理不到，汉人总可以通过“占耕”的方式争取满足自己对土地的要求，虽然这是非法的，又是不能长久的。“番地”的出贌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情况，在佃种条件上至少要比“占耕”有利或者与之相当。从“番社”而言，拥有“田皮”，让出“田底”，比“占耕”（“田皮”“田底”俱失）为强，而“汉佃”以押租的形式取得“田底”，“永为己业”，亦比“占耕”需要承担风险好得多；况且，“民人租贌之地，同番社田亩，一体免其升科”，而私垦占耕造成既成事实被官府承认后，也要“照民买番地之例，一体升科”。因此，“番大租”在表面上看是“番社”与“汉佃”互有需要，“两厢情愿”地通过契约建立的，实质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由汉族贫民争取土地的活动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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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社占有“田皮”，有坐收番大租的权利，以及佃户欠租或犯法时收回“田底”的权利，同时在契约关系上，还规定必须承担下列义务：一是土地所有权发生争执时，由番社一力负责处理，即契约所书“若有本社、异社以及汉人并番藉端争阻”，系由番社“一力抵挡，不干佃人之事”；二是“若文、武官公事到庄，垦户策应”。至于开垦水田者，所需筑陂凿圳工费，则按比例由主佃摊派，一般是“主四佃六”或“业三佃七”，“大水汴垦户办理，小水汴耕佃自备”。有的则约定由佃人自出资本，而番业主在租额上酌减若干，作为抵偿。后垅、新港二社土官乌牌等在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所立“佃批”云：“其溪中水头修筑水道，引入埤圳，乃土官众番之事。至于开埤筑圳工力浩大，水道行远，必藉匠人开筑，约付佃人自出资本，募匠开筑，灌溉成田，故于三年后，每甲定例纳租谷六石，而酌减台例二石者，以偿佃人筑埤圳之工本故也。”也有的议明“所有大坡圳水，系佃人自行修筑，与业主不干”。以上这些，与领垦官地的垦户对佃户的契约关系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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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社”给垦社地，收取的番大租系“社租”，或称“合社公租”。社租初由汉人通事向佃征收，然后交付土目发给众番口粮等，后因汉人通事往往作弊私吞，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有的番社便特设“番业户”（亦称“土业户”），代表番社征收社租，负责完缴正供和分配口粮（故又有“正供业户”与“口粮业户”的名目）。但在向官领垦的场合，有的“熟番”自己向官府请领垦照，成为垦户，并和汉垦户一样，招佃开垦，情况便与上述不同。可以说，这是平埔人接受大陆封建生产关系以后产生的“番业户”，即“田皮”主。他们在领垦荒埔草地垦成后所收的“番大租”，从形式上和汉垦户所收的“汉大租”完全一样。“番业户”因设隘而抽收隘粮大租，亦和汉业户完全相同。但事实上，番业户征收的“番大租”租额一般比“汉大租”的少，往往与贴纳的番租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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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大租”除上述外，也有其他产生的渠道，最特别的是“屯丁大租”，即“屯丁养赡租”。这是因清廷在台湾设屯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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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爽文、庄大田反清起义失败后，清廷为“捍卫地方”，防御“生番”，表彰在镇压过程中随军“奋勇出力”的“熟番”，经大将军福康安奏请批准，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台湾设屯，仿照四川屯练之例，从“熟番”九十三社中挑选壮健番丁四千名为屯兵，分为十二屯，即南路一大屯二小屯，北路三大屯六小屯。各屯均不另设屯营或屯所，概令屯兵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盗贼”，并不另给月饷，而从界外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余甲中拨给耕种养赡，计屯丁每名一甲，千总每员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照番田之例，免其纳赋。有事故出缺者，即挑其子弟充补，将所给田亩顶给承种。这就是“屯丁养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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