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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刘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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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二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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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凤飏的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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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泰祥 约民米二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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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荔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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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永断卖田契人聂元居，情因春耕缺少钱文用费，母子、夫妻商议，自愿将父手遗下分落己分之田业，坐落土名三瓜田壹丘，系咸九聂开发，户载民粮壹升，将来断卖，先问亲房兄弟人等，俱各不意承留后，请中问到白滩树韦台名下说合承受为业，当时同中三面临田看明水路清白回家，值时即断价钱贰拾千文正，即日书契，钱契两手对面交清，不欠分文，亦无货债准折。其田自卖后，任由买主拨粮过户，子孙永远耕种管业。日后卖人，子孙不敢异言业重价轻，收赎找补等情，如有此情，买主执契□公。倘有来历不清，卖主中场自甘受过。此系粮清价极，二比甘愿，并非套哄谋买，恐口无凭，亲笔立断卖契壹帋，交与买主收执为据。此田上手红契，卖人与兄共帋，故未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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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潘忠仁 受钱四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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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胞兄元开 受钱四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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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九年二月初八日 亲笔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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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契反映的广西土地买卖的法权关系，完全符合清代律例的规定，而买卖习惯、契约格式和用语，均与他省雷同。比如，土地出卖受乡族的限制，要先尽亲房兄弟人等，成交时要经双方和中人三面言定，卖断一般在契内申明“不得勒补勒赎”“不敢异言业重价轻，收赎找补”等。买主以银购买，称为“银主”，这和我们所见安徽、福建、台湾等地明清土地契约用语相同。这就说明，广西各州县以契约作为土地所有权及其转移的凭据，和他省一样，是受法律和民间习惯法承认和保护的。事实上，广西因土地买卖盛行，导致找贴、取赎乃至于讼争，并不比其他省份来得逊色。乾隆《岑溪县志》卷一《风俗》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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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田产者尤夥。贫民鬻产，富者操其急，予以贱值，贫者不甘绝卖，暂当待赎，而富者必令书卖契，故虽当亦日卖，但于券内书云：不期年月远近，银到契退。虽百载犹收赎也。若力不能赎，则索补价，富者复恃其急，令书绝契，然价值未足，屡索不已，至于涉讼……且绝契多有伪造，甚或改换卖主姓名，以绝其根。此伪契拒赎之控所以纷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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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仅岑溪一县如此。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科题本里，就有不少因土地买卖酿成人命的案件。如乾隆十七年（1752）临桂县李明罇杀人一案，是因为“乾隆十七年三月内，李耀墀之堂兄李耀河有土名陂头田四分卖与李明罇为业。李耀墀因李耀河先未尽伊承买，又不令其契内画押，心怀不平。至七月十六日见李耀墀所种田禾成熟，辄往强割，李明罇见而拦阻，致相争角”[48]。又如乾隆十八年（1753）灌阳县陈廷献等殴伤陈嘉芝身死一案，系由“陈一科将土名蒋家田—丘先典与陈嘉芝，后又将此田并别田卖与陈廷献之父陈维勉，因未偿陈嘉芝典价，陈一科复将蒋家田找卖于陈嘉芝，以致彼此争耕”[49]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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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权转移出现的争端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民间买卖契约文书才有必要详细注明原主地权来历，以及禁止收赎、找补等事项。我所见清代广西卖契中，除和其他地方地契一样，书写地权来源为“祖遗”“价买”外，不少还特地申明：“并非公田、祭田、养膳学田连共不明，亦未先典当别处。”[50]这似乎可以说明，公田、祭田等卷入土地买卖之中，以及先典别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至于不得收赎、找补的申明，在大多数的卖田契中都要写上。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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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族中兄弟不得勒补勒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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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卖之后，卖主房族兄弟人等不得生端异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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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卖人子孙不敢异言业重价轻，收赎找补等情。永无取赎敷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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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田人永无异言翻悔，找价抽赎，藉荒言税，以及内外人等阻滞，另生枝节等情。[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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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异言翻悔，找价抽赎，漏税翻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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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频繁转移，是私人土地所有权发达的表现，是地主经济制的一个特征。和汉族长期杂居的壮、瑶等族的农村经济关系，也反映了这种情形。在这些地方，由于壮、瑶等族住民较早接受封建生产方式，他们运用土地契约转移地权，和汉族完全一样。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十五日护理广西巡抚印务署布政使司布政使驻扎桂林府李锡秦在题本中提到的富川县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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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凡祥等之祖任世朋，陆续价买奉御英之祖奉朝彦等田共二十四丘，耕管年久。乾隆八年，奉御英向任凡祥取赎，凡祥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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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年九月内，奉御英率领伊子奉国镜、侄奉祖进等占耕任凡祥田亩，并强割禾把、棉花。任凡祥令子任永相赴府呈控，批县审明，田系绝卖，不准回赎，将奉御英等杖责，照追禾把、棉花给领，详府批准发落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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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1751）四月十六日广西巡按李锡秦在题本上记述思恩府宾州壮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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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伟平之父韦显惠在日，将己田十一丘卖与韦伟会等管业，得价三十两，契载永远不许回赎。韦伟会等又将韦显惠卖与罗日凤田一丘，价银六两，代为赎回。韦显惠复因乏银使用，又将田六丘卖与韦伟会等，得价十两，并将韦伟会等向罗日凤赎回之田并载一契，共价银十七两，言明不拘年月，银到田退，其田已为韦伟会等管业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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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8年8月在武鸣县邓广乡收集到一份壮族卖地契约，契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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