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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不止一所宗教裁判所。由多明我会创立的审判布鲁诺的异端法庭并非“独一无二的邪恶”。早在公元2世纪，欧洲就开始有这种以异端为审判对象的宗教法庭。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认为地方主教镇压异端不力，通令建立直属教皇的宗教法庭。这个法庭设在意大利西南部的一个修道院内。审讯一般秘密进行。根据这个法庭的审讯条例，有两人做证，控告便能成立。证人如果撤回证词，就会按异端同谋犯处理。被告如不认罪，可以采用刑讯。被告不仅自己认罪，还须检举同案犯和异端嫌疑犯。为异端辩护者应受惩罚。被告认罪之后，如果翻案，按异端处理。被判为异端者，没收其全部财产。这个宗教法庭一直存在了500年左右，将数以千计的异端送上了绞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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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年，为了对付当地正在崛起的迦他利派与瓦勒度派的势力，教会在图卢兹召开会议，决定除了圣经《诗篇》和《日诵祈祷书》的经文之外，禁止销售其他的《圣经》译本。这个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就是成立一个针对迦他利派异端的法庭。这个法庭判迦他利派与摩尼教同为异端，并迅速采取行动，逮捕迦他利派教徒，处以极其狠毒的刑罚，使得这个教派于百年后绝迹，而瓦勒度派也大受摧残。不久，这个法庭将视线转向辖区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开始了新的残酷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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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以后，王权日益增强，宗教裁判所的主宰从教皇变为国王。根据梅登教授的判断，比较完善的宗教裁判体系，可以避免使“打击异端”成为一项“群众运动”。这也是为何16世纪的女巫大恐慌席卷欧洲时，正是在那些拥有完善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区，这股歇斯底里的狂热得到遏制的原因。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过训练的审判官对女巫集会和盗食婴儿之类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并认定它们毫无根据。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国，世俗和宗教法庭以形形色色的理由和罪状烧死了数以千计的“女巫”。而最早设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则一直受到普遍的赞扬，被认为是欧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当时还有这样的记录：有些在世俗法庭受审的罪犯，故意做出亵渎神灵的行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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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在世界的另一端，也出现了类似的宗教裁判所。早在1539年，墨西哥的宗教法庭已开始将抨击教会的唐卡洛斯·奥梅托奇秦判处火刑烧死。1571年，来自西班牙的唐佩德罗·莫亚·孔特雷拉斯主教在墨西哥正式成立了一个名为“异端裁判所圣职部仲裁法庭”的机构，并自任第一届裁判长。这个法庭在遥远的南美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教会的权威和正统，并将无数“异端”送往“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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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年，波士顿东北方向的萨勒姆镇成立了女巫审判的特别法庭。镇上的一些女孩集体生病，医生诊断她们受到了巫术的蛊惑。在草率的指控和粗略的审判之后，共有20名“女巫”被处以绞刑和石刑。然而这些刑罚并没能使病症减轻，几乎每个人都被指责为恶魔，必须送上宗教法庭受审。迫于这种压力，波士顿总督克劳德·菲普只得下令解散特别法庭，并特赦那些疑为巫师的嫌犯。然而，整个美洲的宗教法庭，一直到1820年才停止审判——正是那一年，奥斯特以《关于磁针上电冲突作用的实验》一文宣告了电磁时代的到来。科学和革命，正在欧洲刮起摧毁旧秩序的飓风。19世纪中期，西欧各国宗教裁判所先后被撤销。1908年，教皇庇护十世才把罗马最高裁判所改为圣职部，其主要职能从异端审判转变为“监视和处罚”参加过激活动的教徒、查禁各种极端书刊、革除教徒的教籍和罢免神职人员等比较温和的行动。然而，在作为机构的宗教裁判所成为历史尘埃的同时，作为一种“人性之恶”的宗教裁判所，是否也同样消失了呢？恐怕并不尽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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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不相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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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作为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代表作，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特别是精彩片段“法庭”一幕，其艺术魅力更是经久不衰。不过，自这部作品诞生以来，对于该剧的争议就从未停息。2005年，美国导演迈克尔·莱德福重新执导的《威尼斯商人》中，更是将传统大反派、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塑造成一个可怜的父亲和被歧视的犹太人形象。而夏洛克对绝对契约和欠债还钱的执着，也被包括耶林在内的许多法学家所理解和赞许。可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夏洛克”，公道自在，任由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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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契约神圣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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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早期的重要作品，创作时间大约在 1596年至1597年。故事发生在几个威尼斯商人之间。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好友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借了三千金币。夏洛克和安东尼奥之间本存嫌隙：安东尼奥既反感高利贷商人，又不喜欢犹太人；而对夏洛克来说，安东尼奥借钱给人从不收利息，“扰乱了市场规矩”，又当面侮辱过他。尽管如此，夏洛克还是同意借钱给安东尼奥，而且也不收利息。但是夏洛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如果安东尼奥拖欠还款的话，他将会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事后，安东尼奥因货船遇难，不能如期还钱，夏洛克遂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履行合同约定，割下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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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还钱虽然天经地义，但以肉偿债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血腥。然而，在那个时代的环地中海地区，合同本身就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希伯来人认为神和人是以“约”联系在一起的，犹太教的经典就以“约”为名，着重强调上帝和人类的立约定据。在罗马法中，契约的不可动摇体现为一句名谚：“契约是双方之间的法锁。”因而，根据契约神圣的原则，只要立约人做出承诺，无论多么不合理，按照“买卖方自负其责”的原则，也只能执行到底。夏洛克在和安东尼奥定约时说：“跟我去找一个公证人，就在那儿签好了约；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在约里载明，要是您不能按照约中所规定的条件，在什么日子、什么地点还给我一笔什么数目的钱，就得随我的意思，在您身上的任何部分割下整整一磅白肉，作为处罚。”在公证人面前签订的合同，具有任何宗教信仰都无法动摇的效力，这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仍然是一项共识。而此后鲍西亚的巧思灵辩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恰恰正是这项原则的不可动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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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借贷关系自古就受到法律的保障。14世纪的德意志法律规定，债权人有权掀掉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家的房顶。中世纪的维也纳城市法律也规定，债权人有权将违约的债务人剥到只剩下一件衬衣为止。甚至在19世纪中叶以前，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设有专门的负债人监狱，用来关押还不清债务的人。《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就曾因欠债险些入狱，债台高筑的他只敢在周日出门，因为那天允许债务人上教堂祷告，债权人不得向法庭申请逮捕他。这样的债务人因此被送上了一个尊号：周日绅士。这种保护借贷及其背后的信任关系的法律文化，贯彻西方法律史的始终。欠债必还，再借不难。资金流动和融资保护的法律体系因而得以逐渐发展。与此同时，一个人如果无法偿债，就会丧失信用，从而失去在社会上立足的根基。因此，在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里，当摩莱尔公司不能兑现自己开出的期票时，父子两人竟然打算自杀，用血来洗清耻辱，维护公司的信誉。为了避免无法偿债导致的悲剧，公司和法人制度随之应运而生，让法人的破产来代替这一“自杀退市”之举，然而其背后，仍然是对于借贷契约的绝对尊重和缜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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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克的“维权意识”正是建立在这种契约信任的基础之上，只可惜得不到普罗大众的认可。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经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为最后身败名裂的夏洛克鸣不平道：“为割下安东尼奥的一磅肉，而驱使夏洛克走向法庭的，是憎恨和复仇心。但从诗人让夏洛克说出的台词看，不管是从他还是从别人口中道出的，是被侵害的感情，是超越时代和国家差别的内心独白：权利归根结底是权利，牢不可破不容侵犯。他所代言的不是他个人的事，亦是对于法律和权利的一种张扬。”夏洛克对于契约的固执和对于法律的“迷信”，和作为正义一方的公爵、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等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安东尼奥借钱给他人，从不计算利息，被哄骗签下不利于己的契约，亦毫不在乎；公爵不熟悉法律，而只知道“仁慈恻隐”的苍白规劝。夏洛克的回答则处处体现了他对于法律的期望和信心：“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威尼斯的法令等于空文一张……我需要法律……”其实，套用苏联著名法学家本肖恩扬的话说：“只有弱者才需要法律，强者只需要解释何为道德。”这里的夏洛克，看似咄咄逼人，其实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因为，他是“戴着红帽子”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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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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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这个称谓里，到底包不包括夏洛克，文学家对这个问题争议已久。后来是法学家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根据威尼斯当时的法律，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实物财产，而商人被法典界定为“使用海运或陆运方式行商运货者”，犹太人不能拥有实体财产，又何从运货交易？因而，夏洛克并不属于威尼斯商人的范畴，而是作为商人及其背后的基督教政府和法律的对立面而登场的大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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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犹太人的反感和歧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可谓古已有之。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的母体不久，便反戈一击，将《旧约》和《新约》区分开来，并制造了上帝抛弃犹太人的证据：“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座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犹太人），竟被赶到黑暗里去，在那里哀哭切齿了。”西方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源远流长。犹太人无论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还是在其他宗教社会，无论在古罗马社会，还是在中世纪社会或现代社会，无论在封建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在集权主义国家，还是在民主制度国家，都往往是社会憎恨和迫害的对象，是人们仇恨和杀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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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早期，犹太人生活尤其悲惨。依据当时的法律，犹太人的居住区必须用围墙隔离，日落之后大门就会锁上，由基督教徒来看守。白天，任何犹太人离开居住区，都要戴上一顶表明他们犹太人身份的红帽子。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业、手工业或商业，所以他们只能靠放高利贷谋生。然而，单纯为收取利息而借钱给可能还不上款的人，这也是违反基督教法律的。因此，威尼斯商人们面对夏洛克时，有着很强的心理优势。他们对夏洛克既轻视又厌恶，然而偶尔由于资金周转不利，又不得不有所倚赖。更有甚者，他们一借完款就摇身一变，成为仇视犹太人的宗教狂热者，宣告高利贷有违神旨，不但本息不予归还，甚至转而殴打辱骂胆敢上门索债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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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后期，犹太人仍然被迫离群索居，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甚至经常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驱逐和处死。领主们经常发动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并宣称是他们——而非自己业余水平的政府治理能力——导致了领地的贫穷和灾难。仅在1290年后的两百年间，英国、法国、匈牙利、奥地利、德国等先后将境内的犹太人全数驱逐。甚至有文学家指出，在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英国仍在实行驱逐犹太人的国策，所以莎士比亚极有可能从来没有见到过犹太人，而他对于犹太人的描写，可能是根据社会上的流传和自己的想象。至于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更是这种反犹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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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夏洛克为何宁愿舍弃十倍的赔偿，也要坚持按照契约割取安东尼奥胸前的一磅肉。用他自己的话说：“（安东尼奥的肉）拿来钓鱼也好；即使肉不中吃，至少可以出出我一口气。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取我几十万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损，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么基督徒怎样表达他的谦逊？不，只有报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么表现他的宽容？是的，也只有报仇。他们已经把残忍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要加倍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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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是，仅仅是鲍西亚这样假扮的律师（还不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学家或者位高权重的立法者），就以一招“合同的缩小解释”瓦解了他的主张——她坚持认定，一磅肉只指严格的肉，而不包括任何一滴血；再用一式“法定胜于约定”将他逼入绝境——“威尼斯法律规定，异邦人企图谋害本邦人时，他的一半财产应遭罚没，另一半归于受害人。”这条法律再次回应了夏洛克是不是“威尼斯商人”的问题：他连本邦人都不算，又遑称什么身份和权利？对此，耶林激愤地评述道：“犹太人被缚刑场，败局如晴天霹雳降临在他们头上，迷惘被驱散，赋予他们的权利又被骗走，他们终于领悟到，犹太人原来从来被置于法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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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承转合法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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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喜怒哀乐瞬息万变。法庭和舞台，从来都在互相模仿。法官和陪审员，有如台下的观众，律师和当事各方，既是戏中角，又是局中人，竭力地展现最完美的一面。而当戏剧上演，观众又成为带着上帝视角的法官，随着剧情变换发展、人物登场离场，不断地在心中做出“判决”。直到幕布落下，法官、律师和囚犯一齐卸下装扮，夏洛克和鲍西亚携手出来谢幕时，观众才恍然惊觉，并陷入某种失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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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庭故事入戏的例子中最能体现“起承转合”四字的，非《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庭”一幕莫属。幕起，扮演法官的公爵和众绅士登场。随后，代表了正直的被告安东尼奥说：“既然没有合法的手段可以使我脱离他的怨毒的掌握，我只有用默忍迎受他的愤怒，安心等待着他的残暴的处置。”原告夏洛克登场，公爵晓情动理，劝他放弃这种处罚，以仁慈之心来怜悯已经遭受海难损失的安东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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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部分，夏洛克展现了精彩而“可恶”的坚持。他坚持执行契约，并将之上升到法律的尊严和威尼斯城的权益层面之上——“要是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就是蔑视宪章，我要到京城里去上告，要求撤销贵邦的特权。”这一要胁显然让公爵很为难，他只能寻求法律专家——由鲍西亚乔装而成的青年律师、法学博士鲍尔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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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高潮出现在“转”。鲍西亚先是假意认可夏洛克对于一磅肉的权利，紧接着话锋一转，告诫夏洛克“且慢，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割肉的时候，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因为，“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当归受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犯罪者的生命悉听公爵处置，他人不得过问”。这一晴天霹雳让夏洛克目瞪口呆，也彻底改变了法律关系的走向。观众也好，公爵也好，此时心中全都有了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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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刚巧陷入这一法网”的夏洛克不但在这场稳赢的官司中败诉，还被迫签下将一半产业赠予安东尼奥，另一半传给“跟基督徒私奔的女儿”的耻辱契约。台下的基督徒观众们，即便心中早有大团圆结局的预感，此时也难掩惊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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