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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痛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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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德意志剧院成立于1849年。一百多年前，这家剧院就是欧洲现代主义的中心，也是德国民族戏剧的代表，每年演出季都推出三十余部戏剧，其中不乏此类严肃古典题材。这一季的关键词是“民主、权力、暴力”，《俄狄浦斯城》就是演绎这三个词最好的一出戏。导演斯蒂芬·基密西介绍，这部戏蕴含了很多当代人同样面临的问题，比如统治欲、对权力的反思以及毁灭。他表示，俄狄浦斯王代表了一种类型的人，“他固执追逐真相，并以此为中心，不允许外界想法的干涉，最终导致了毁灭的后果”。基密西说：“这很像德国很多政治家，以自我为中心，犯错误以后又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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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版本里的俄狄浦斯，感情激越炽烈，话语、目光和姿态干脆硬朗，激情四射，火光飞洬。出演俄狄浦斯的是德国演员乌里奇·马特斯，他曾主演过《第九日》《帝国的毁灭》《意外的冬天》等电影。《斯图加特报》点评说：“这位俄狄浦斯是一个瘦弱而精壮的禁欲者，他必须要看透世间万象，经历一切苦难。他的目光极具穿透力，刺人心底，黑暗无情，什么都逃不过这双眼睛。可是这位忒拜城的统治者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他看不到众神对他施加的诅咒，从他杀死自己的父亲开始变为现实。当马特斯（俄狄浦斯）回忆起他的杀人举动时，他浑身燃烧着暴力的热情，使得他苦行僧般的身躯开始颤抖。当他最终明白了自己的命运而自戕双目时，他张大的嘴里发出的是无声的呐喊，像空洞般可怕空虚，就像爱德华·蒙克笔下的画作。在所有的狂怒和呜咽中，马特斯没有发出过任何错误的声响，他用身上的每一丝肌肉表演出这种无法承受的痛苦、他正在经受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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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密西导演的体系里，克瑞翁是层次最为丰富的角色。他先是作为幕僚支持俄狄浦斯，随后在俄狄浦斯两个儿子同室操戈的过程中掌握大权，在七将攻忒拜的战役中经历丧子之痛，在与安提戈涅的较量中变得刚愎自用，最终失去另一个儿子海蒙。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重磅角色是由女演员苏珊娜·沃尔夫反串饰演的。据导演解释，这一安排并非随意为之，也并非为了出新出奇，而是以此喻示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洲其他女性领导人。这一个克瑞翁带着强烈的中性气质，正像人们印象中的女性政治家形象。据德意志剧院副院长、该剧的戏剧构作索妮亚·安德思介绍，该剧在柏林上演时，许多政治家前来观看，这其中就包括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看完戏后我们一起吃饭交谈了一个小时，她告诉我这部戏引起了她很多关于如何运用权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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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女性角色扮演克瑞翁，恰如其分地促使观众将剧情与现实相连：舞台上古希腊悲剧中的政权更迭，其实亦是当前欧洲社会政治危机的真实写照。演员苏珊娜·沃尔夫在演后座谈中认真地说道：“欧洲民主政治随时处于危机之中，需要不停地维护。”他们排演这出话剧，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强权政治对于人性的湮没——克瑞翁因握有大权变得强蛮无理，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受强权弹压而不敢安葬亲人。剧作家们将此归因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制衡因素的政体。对于柏林人来说，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电影《再见列宁》曾经展现过柏林墙倒塌前后，柏林市民的不适、狂喜与担忧。事实也正是如此，即使到今天，仍有许多柏林人生活在那段记忆之中。他们对于民主的向往与坚持，对其他城市的居民而言很难想象——或许，这亦是柏林人用“俄狄浦斯城”命名此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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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演绎》：寻找杀戮者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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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9日，《杀戮演绎》在第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大观”单元展映，并获得了由观众投票决出的观众大奖。不过，导演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归类为纪录片的作品，或许应该称为“非虚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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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与名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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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导演是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奇妙的是，约书亚和奥本海默这一名一姓，都对本片有着某种隐喻与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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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约书亚“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四处征战。他得到耶和华的襄助，屠耶利哥城，并将亚摩利人的五个王杀死挂于树上。从此，“约书亚主义”便成为十字军东征时屠城劫掠的护符。随后，西方人以荣耀上帝为名，开始了对世界的殖民、杀戮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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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我们熟知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也是一个犹太人。他被誉为“原子弹之父”，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说自己“几乎亲手”投下了广岛原子弹。热爱梵语的他，在看到原子弹在广岛的耀目闪光及冒起的巨型蘑菇状云时，想到了《摩诃婆罗多经》中的《福者之歌》：“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然而晚年，他陷入了巨大的自责，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主席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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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以约书亚为名、奥本海默为姓的导演，1974年9月23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在获得哈佛大学的艺术学学士学位后，他争取到以约翰·马歇尔大法官之名建立的奖学金，前往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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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奥本海默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渐渐地，他发现组建工会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而是恐惧——1965年之前，种植业曾有过一个很强大的工会；但在1965年9月，所有工会成员都被定为共产党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要么被杀掉，要么被关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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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这段屠杀上百万共产党员、左派人士的历史时，奥本海默万分惊讶：这场杀死一百万人的灭绝行动，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没有遇难者纪念碑，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年的刽子手今天仍然是当地的狠角色，乐于吹嘘自己在大屠杀中的暴行；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有如着了魔一般”，奥本海默在北苏门答腊寻访每一个能找到的当年的杀人者。而安瓦尔·冈戈是奥本海默遇到的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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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然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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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年过七十，身材瘦削，满头白色卷发让人想起纳尔逊·曼德拉。但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几十年来他令人谈虎色变，家中长辈都会用安瓦尔的名字来吓唬不肯乖乖睡觉的小孩。1965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亚军队将领苏哈托组织的反共清洗中，一百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华人、左派人士、知识分子阶层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而投入集中营，遭到屠杀。在北苏门答腊省省府棉兰附近的一条河边，每天晚上都有成卡车的“共产主义者”被拉来，军队并不自己动手杀人，任务交给从社会上召集的流氓。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夺命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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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安瓦尔·冈戈站在一幢低矮楼房的露台上，指着一块并不大的地面说：“刚开始我们把他们打死，就在这儿。但血太多，清理的时候太难闻了。我发明了这个。”他拾起一根短木棍，木棍中央拴了根长铁丝，铁丝的另一头系在露台上立着的铁管上。陪着他的男子在铁管一旁坐下来，扮演囚犯，双手背在身后像被捆住。安瓦尔在他脖子上绕一圈铁丝，抓住木棍作势用力拉，男子的头垂下来，“又快，又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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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的许多都是华人。“他们被杀，在当地人看来是有原因的。”美国历史学家史达威尔解释道，“这些商人取了当地的姓名，作为一种掩护。在东南亚，华人商贩并不像他们在旧金山或利物浦一样被认为是安静而本分的生意人。他们的名声，等同于东南亚的犹太人——他们被认为是一群外来者、不速之客，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就被拿来当箭靶，被当成非华人缺乏机会的始作俑者。”史达威尔进一步分析当时那场屠杀之所以让当地人“心安理得”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地人都明白这些华人巨子如何创造出巨额的财富，以及他们如何保有这些财富。基本上，华人会与其他的同业形成联盟，垄断价格，避免竞争，包揽政府合约，取得专卖的执照，而苏哈托、马可士及其他腐败的地方政治人物就被收买。华人往往参与超大型的官商勾结，造成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严重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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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安瓦尔和同僚们进行屠杀时，他们并没有什么负罪感。喜爱电影的安瓦尔轻松地说道：“有时我们看完电影出来，那是一部喜剧，愉悦的、快乐的。我们唱着歌，走到我工作的安保办公室，有人正在那里被施刑或被杀。看到有人被捆在那儿，我如果心情好，会递给他一根烟，然后继续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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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凶者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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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的老“战友”阿迪是当年的行刑队长。和安瓦尔不时流露出的脆弱与自省不同，阿迪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当年屠杀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杀人是你能犯的最重的罪，所以关键是找到办法让自己不觉得愧疚，这全靠找到正确的理由。要是有人叫我去杀人，只要回报合适，我当然会去。从某个角度讲这也没什么错，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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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奥本海默用“谎言上瘾”来解释：“杀戮一旦开始，很好，我们需要那种宣传，让我们能面对自己，能继续杀下去，所以才有了意识形态”，“我不是杀人专家，但我认为意识形态从来就是找借口，而人类彼此伤害的原因只有自私。杀人者当然知道那些宣传是谎言，但这能让他们感觉舒服一点。他们知道事实，但宁愿相信谎言，他们需要这个谎言，他们对谎言上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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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曾经的女友也是华裔。他若无其事地杀死了她的父亲。他或许并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成王败寇”，但他在电影里说了另一句类似的话：“如果你要追查杀戮，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为什么只盯着杀共产党党员？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小布什当政的时候，关塔那摩（战俘营）就是对的，萨达姆就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就都错了。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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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当年的屠杀者仍然是黑帮头目。“流氓”几乎是褒义词。影片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对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Pancasila Youth）演讲时说：“‘流氓’这个词，是从英文free man（自由人）来的。流氓想要行为自由，哪怕他们做的事情不对，但只要我们会跟他们打交道，那只需要引导他们就行了。”安瓦尔的许多朋友，仍然控制着国家或地区的命脉，其中有青年团头目，有专收地区保护费的流氓，有决定舆论风向的报业出版人。当奥本海默造访一个名义上致力于为“1965—1966年遇难者恢复名誉”的非政府组织时，发现其负责人正是当年这个地区的头号刽子手，亦是安瓦尔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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