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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女性角色扮演克瑞翁，恰如其分地促使观众将剧情与现实相连：舞台上古希腊悲剧中的政权更迭，其实亦是当前欧洲社会政治危机的真实写照。演员苏珊娜·沃尔夫在演后座谈中认真地说道：“欧洲民主政治随时处于危机之中，需要不停地维护。”他们排演这出话剧，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强权政治对于人性的湮没——克瑞翁因握有大权变得强蛮无理，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受强权弹压而不敢安葬亲人。剧作家们将此归因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制衡因素的政体。对于柏林人来说，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电影《再见列宁》曾经展现过柏林墙倒塌前后，柏林市民的不适、狂喜与担忧。事实也正是如此，即使到今天，仍有许多柏林人生活在那段记忆之中。他们对于民主的向往与坚持，对其他城市的居民而言很难想象——或许，这亦是柏林人用“俄狄浦斯城”命名此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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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演绎》：寻找杀戮者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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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9日，《杀戮演绎》在第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大观”单元展映，并获得了由观众投票决出的观众大奖。不过，导演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归类为纪录片的作品，或许应该称为“非虚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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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与名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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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导演是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奇妙的是，约书亚和奥本海默这一名一姓，都对本片有着某种隐喻与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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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约书亚“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四处征战。他得到耶和华的襄助，屠耶利哥城，并将亚摩利人的五个王杀死挂于树上。从此，“约书亚主义”便成为十字军东征时屠城劫掠的护符。随后，西方人以荣耀上帝为名，开始了对世界的殖民、杀戮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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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我们熟知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也是一个犹太人。他被誉为“原子弹之父”，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说自己“几乎亲手”投下了广岛原子弹。热爱梵语的他，在看到原子弹在广岛的耀目闪光及冒起的巨型蘑菇状云时，想到了《摩诃婆罗多经》中的《福者之歌》：“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然而晚年，他陷入了巨大的自责，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主席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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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以约书亚为名、奥本海默为姓的导演，1974年9月23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在获得哈佛大学的艺术学学士学位后，他争取到以约翰·马歇尔大法官之名建立的奖学金，前往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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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奥本海默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渐渐地，他发现组建工会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而是恐惧——1965年之前，种植业曾有过一个很强大的工会；但在1965年9月，所有工会成员都被定为共产党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要么被杀掉，要么被关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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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这段屠杀上百万共产党员、左派人士的历史时，奥本海默万分惊讶：这场杀死一百万人的灭绝行动，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没有遇难者纪念碑，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年的刽子手今天仍然是当地的狠角色，乐于吹嘘自己在大屠杀中的暴行；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有如着了魔一般”，奥本海默在北苏门答腊寻访每一个能找到的当年的杀人者。而安瓦尔·冈戈是奥本海默遇到的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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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然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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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年过七十，身材瘦削，满头白色卷发让人想起纳尔逊·曼德拉。但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几十年来他令人谈虎色变，家中长辈都会用安瓦尔的名字来吓唬不肯乖乖睡觉的小孩。1965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亚军队将领苏哈托组织的反共清洗中，一百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华人、左派人士、知识分子阶层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而投入集中营，遭到屠杀。在北苏门答腊省省府棉兰附近的一条河边，每天晚上都有成卡车的“共产主义者”被拉来，军队并不自己动手杀人，任务交给从社会上召集的流氓。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夺命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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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安瓦尔·冈戈站在一幢低矮楼房的露台上，指着一块并不大的地面说：“刚开始我们把他们打死，就在这儿。但血太多，清理的时候太难闻了。我发明了这个。”他拾起一根短木棍，木棍中央拴了根长铁丝，铁丝的另一头系在露台上立着的铁管上。陪着他的男子在铁管一旁坐下来，扮演囚犯，双手背在身后像被捆住。安瓦尔在他脖子上绕一圈铁丝，抓住木棍作势用力拉，男子的头垂下来，“又快，又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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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的许多都是华人。“他们被杀，在当地人看来是有原因的。”美国历史学家史达威尔解释道，“这些商人取了当地的姓名，作为一种掩护。在东南亚，华人商贩并不像他们在旧金山或利物浦一样被认为是安静而本分的生意人。他们的名声，等同于东南亚的犹太人——他们被认为是一群外来者、不速之客，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就被拿来当箭靶，被当成非华人缺乏机会的始作俑者。”史达威尔进一步分析当时那场屠杀之所以让当地人“心安理得”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地人都明白这些华人巨子如何创造出巨额的财富，以及他们如何保有这些财富。基本上，华人会与其他的同业形成联盟，垄断价格，避免竞争，包揽政府合约，取得专卖的执照，而苏哈托、马可士及其他腐败的地方政治人物就被收买。华人往往参与超大型的官商勾结，造成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严重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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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安瓦尔和同僚们进行屠杀时，他们并没有什么负罪感。喜爱电影的安瓦尔轻松地说道：“有时我们看完电影出来，那是一部喜剧，愉悦的、快乐的。我们唱着歌，走到我工作的安保办公室，有人正在那里被施刑或被杀。看到有人被捆在那儿，我如果心情好，会递给他一根烟，然后继续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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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凶者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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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的老“战友”阿迪是当年的行刑队长。和安瓦尔不时流露出的脆弱与自省不同，阿迪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当年屠杀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杀人是你能犯的最重的罪，所以关键是找到办法让自己不觉得愧疚，这全靠找到正确的理由。要是有人叫我去杀人，只要回报合适，我当然会去。从某个角度讲这也没什么错，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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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奥本海默用“谎言上瘾”来解释：“杀戮一旦开始，很好，我们需要那种宣传，让我们能面对自己，能继续杀下去，所以才有了意识形态”，“我不是杀人专家，但我认为意识形态从来就是找借口，而人类彼此伤害的原因只有自私。杀人者当然知道那些宣传是谎言，但这能让他们感觉舒服一点。他们知道事实，但宁愿相信谎言，他们需要这个谎言，他们对谎言上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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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曾经的女友也是华裔。他若无其事地杀死了她的父亲。他或许并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成王败寇”，但他在电影里说了另一句类似的话：“如果你要追查杀戮，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为什么只盯着杀共产党党员？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小布什当政的时候，关塔那摩（战俘营）就是对的，萨达姆就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就都错了。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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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当年的屠杀者仍然是黑帮头目。“流氓”几乎是褒义词。影片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对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Pancasila Youth）演讲时说：“‘流氓’这个词，是从英文free man（自由人）来的。流氓想要行为自由，哪怕他们做的事情不对，但只要我们会跟他们打交道，那只需要引导他们就行了。”安瓦尔的许多朋友，仍然控制着国家或地区的命脉，其中有青年团头目，有专收地区保护费的流氓，有决定舆论风向的报业出版人。当奥本海默造访一个名义上致力于为“1965—1966年遇难者恢复名誉”的非政府组织时，发现其负责人正是当年这个地区的头号刽子手，亦是安瓦尔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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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奥本海默的话说：“他们过去的作为，给他们带来歌颂。当行凶者获胜，拥有权力并且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你不会听到证词，只会看到夸张的表演。”而当年受难者的后人，到今天仍然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他们只敢压低声音，对奥本海默悄悄指着某幢房子，说那家人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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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端，遥远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正日复一日地开庭，审判着涉嫌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人们。当《杀戮演绎》在柏林上演时，人们曾经想过，能否将当年的行刑者们绳之以法。然而，就在2013年5月2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宣布，拒绝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意味着这个已经有109个缔约国的国际组织，对于安瓦尔、阿迪和他的“战友们”仍然无能为力，对于至今讳而不言的受害者们爱莫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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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唤醒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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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夜晚，安瓦尔和阿迪在海边钓鱼，安瓦尔终于说起自己的梦魇：他越来越经常地梦到自己当年勒死的那些人一直在瞪着他。他选择逃避，在音乐、酒精和他人的赞美中逃避回忆。然而，据奥本海默说，安瓦尔一直比较失意，他没能进入权力顶层。他当年的朋友如今大多位高权重，而安瓦尔太诚实了。他对当年事件的怀疑呼之欲出，他从来无法完成一次连贯的、有说服力的政治演说，因为那都是谎言，他说谎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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