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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充分体现了萨特在思想上的转变。他原本认为,人生根本是虚无和荒诞的。当《死无葬身之地》于1946年首演时,萨特曾对记者说:“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情境以及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应。剧中人提出的问题,在全世界折磨过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我们如何禁得住拷打?”假如人们是纯粹出于偶然,被归入了某一个阵营,不得不按照社会铺设好的轨道成长和生活,不得不按照所在集体或组织的规则行事,那么,其实投身在哪个阵营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一切都不过是偶然的。人们活着,不过是盲从罢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人和地狱并没有什么分别。就像游击队员们在被捕后的消极心态一样:他们没有什么可招供的,也没有什么可珍惜的。被俘虏、被折磨,只是因为“倒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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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们有所选择之时,一切都不同了。游击队员们开始意识到,参加抵抗运动、保卫祖国和家乡,是与合作分子完全不同的选择。而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为了确保抵抗事业能够成功,个人的得失和生命都是可以舍弃的。面对酷刑和死亡,游击队员们开始认识到了人生价值所在。索尔比埃为了保守秘密,宁愿选择自杀。昂利被折断了双手,也坚持不透露半点情报。最终,他们全部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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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曾经说过,存在主义哲学是对人生的看法,是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看法。这个“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也折射出他看待人生的方式和态度:要使这个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具有意义,只有靠人的自由选择和行为活动,即靠人的“自为”和“选择”去实现。对此,曾经执导本剧的导演刁海明说:“今天这台戏仍然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终究摆脱不了对自我和价值的盘问,此时的人们特别需要生命的升华和灵魂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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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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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称自己的戏剧为境遇剧。所谓境遇,是指人物所处的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时代、地域和环境。而“境遇剧”的主题,就是描写人在特定选择面前所采取的态度、所做出的反应。游击队员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此他们能从人生的虚无中获得积极的意义,寻到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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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萨特写《死无葬身之地》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歌咏游击队战士的英雄故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和称颂战士们的永生。然而,除了赞美之外,萨特写作本剧的目的,还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战时与德国法西斯合作过的贝当分子,别忘了他们的双手曾经沾过抵抗战士们的鲜血,这就更增强了这部作品题材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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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剧作品战斗,是萨特很擅长的事。在创作《死无葬身之地》的同一年,萨特还创作了谴责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剧《毕恭毕敬的妓女》。而后,他还先后发表了《肮脏的手》(1948)、《魔鬼和慈善的上帝》(一译《魔鬼与上帝》,1951)、《克昂》(1954)、《涅克拉索夫》(1956)、《阿尔托那的隐藏者》(1960)和《托洛亚妇女》(1965)等一系列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其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爱憎情感。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也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揭示合作分子们的卑劣和罪恶,并给他们终将失败的命运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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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作为反面角色的合作分子们,是以朗德里厄为小头目,佩勒兰、克洛歇为帮凶的政府军警。假如没有战争,或许他们会是索尔比埃、吕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朗德里厄不断要求在审讯室里播放古典音乐,表面是安慰受刑者,其实是安慰自己扭曲的心灵。他们毒打索尔比埃,对卡诺里斯拳打脚踢,用刑椅绞断了昂利的手腕——目标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套取口供”的日常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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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萨特重提了纽伦堡法庭上那个经典的问题:合法的命令能否成为作恶的抗辩理由?战争结束之后,富勒和德沃金也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论战,最终的结论是:恶法并不是法。在表面合法的行为背后,人们还应当遵守基本的、共享的、不言自明的法律规范。战后西方法学界将这种规范称为“自然法”,违背了自然法的政府命令就是恶法。人们无论何时,都应当有辨识恶法的基本自觉,也应当有选择不执行恶法的机会。后来,这一理念经过演化,形成“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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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合作分子们和那个时代其他被迫做坏事的人们一样,都放纵着自己的私欲,并且借口说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或是迫不得已。这反而让这些人性中的恶显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军警们仇视游击队员,不愿看到游击队员为了保护祖国而骄傲的面孔,费尽心思折磨他们,想让他们昏厥、受苦,至少也要因为受刑而喊疼——为了这一点内心的“安慰”,军警们无所不用其极。当面对女游击队员吕丝时,他们不但用刑,还轮番凌辱强奸她。当游击队员假意与他们合作,告知假的情报后,军警们不但没有遵守释放他们的“承诺”,反而将游击队员们残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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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朗德里厄为代表的合作分子们心中明白,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今天轮到他们,明天轮到我们。”朗德里厄的自言自语中透露着恐惧和绝望。事实也正是如此。法国在二战之后,便开始了对于维希政府成员的清算和审判。军警们在战争中未经审判,即对同胞采取刑讯、惩罚甚至处决的行为,被称为“法兰西之耻”。著名的刽子手、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达纳德,更是因为率先举行并全面推广“袋鼠法庭”(不按司法程序进行审判的法庭,将抵抗者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即行枪决)而在战后被判处多起反人类罪,并被处以死刑。历史最终将通过审判还善良者以公道,给作恶者以惩罚——他们背弃了良知,在利益与威逼面前没有做出对得起自己作为人之存在的选择,终于“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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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星期天》:催人自杀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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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星期天》被称为“匈牙利自杀曲”,并一度遭到了BBC等电台的禁播,并非是没有理由的。据说,由于歌曲中流露出摄人心魄的绝望情绪,数以百计的人在听了它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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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破解的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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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匈牙利青年鲁兰斯·查理斯在失恋两周后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漫步在巴黎街头。他是个个头矮小、长相平凡的犹太人。据说他曾经是天才乐手,然而在一次斗殴中左手受伤,从此只能用右手主弹,左手配合,演奏水平再无法和职业乐手相提并论,只得在布达佩斯一个名为Akácfa的餐厅里弹琴助兴为生。他和女友洛伊娜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一度谈婚论嫁,却最终在争吵中分手。女友不知所踪,有人传言她跟一个德国军官离开了匈牙利。漫步于巴黎街头的查理斯悲从中来,黯然销魂,谱下了这曲《忧郁的星期天》。据说,这首曲子优美柔和,初听起来甚至还有些平庸。一个音乐制作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将其收录进年度音乐合辑,予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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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这首曲子的问世如同掀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数以百计的人听完之后,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有记载的第一个为之自杀的人,是一个英国军官,他在家里休息时,无意中听到唱盘里的这首《忧郁的星期天》。一曲未终,他已拔出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警方经过调查,确认他确实属于自杀,但这首曲子是“间接杀手”,并警告人们不要去听这首乐曲,因为警方在听这首乐曲的时候也差点有人自杀。这反而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不少自认心理素质过硬者,四处搜集此曲并亲身体验。自杀的消息仍然不断传来。一位美国中年男子,听完几遍后,开枪自杀并在遗言中写道:“请把这首曲子作为我葬礼的哀乐。”在匈牙利,一支乐队正在演奏这首曲子时,一名青年突然掏出手枪,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倒在血泊里。一名女警察对此案进行调查,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查不出自杀原因。最后,她买来《忧郁的星期天》寻找一点破案的蛛丝马迹。然而,她成了下一个“受害者”。她的遗书写道:“局长阁下:我受理的案件不用继续侦查了,凶手就是乐曲《忧郁的星期天》。我在听这首曲子时,也忍受不了它那悲伤旋律的刺激,只好谢绝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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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悲剧不断出现。最小的受害者只有14岁,她是美国纽约一位开朗活泼的女打字员。她听说《忧郁的星期天》如何使人伤感,便好奇地借了这张唱片回家听。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人们发现她已在自己的房间中自杀身亡,唱机上正放着那张唱片。她在遗书中写道:“我无法忍受它的旋律,这首曲子就是我的葬礼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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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有位刚成名的钢琴演奏家应邀参加一个聚会,并为来宾演奏。席间,一位来宾突然接到她母亲车祸身亡的长途电话,因为当天正好是星期天,便请钢琴家演奏《忧郁的星期天》以示哀悼。钢琴家虽然不情愿,却不便拂来宾的情面,弹完了这首曲子,谁知演奏完毕后,便由于过度悲伤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扑倒在钢琴上,再也没有起来。在意大利米兰,一个音乐家听说了这些奇闻之后感到困惑不解,便试着在自己客厅里用钢琴弹奏了一遍,竟也死在钢琴旁,并在乐谱旁写下这样的遗言:“这乐曲的旋律太残酷了,这不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曲子,毁掉它吧,不然会有更多的人因受刺激而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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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蹊跷,《纽约时报》遂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数百人在《忧郁的星期天》的影响下自杀”。由于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美、英、法、西班牙等诸多国家的电台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号召欧美各国联合抵制这首曲子。其中以BBC的禁令最为严格,甚至不允许在电台里讨论和介绍此曲。然而,这仍然无法禁绝这首曲子“夺走”生命。1968年,本曲的作者查理斯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他曾经因《忧郁的星期天》广为流传而感到惊喜,却在此曲造成数百人自杀后,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最终也走向这条不归之路。这首曲子虽然现在仍然可以听到,然而据说它已是经由黑人女歌手比莉·荷莉戴改编过的版本,不再有那种催人断肠的绝望和忧伤了。真正的《忧郁的星期天》,或许已经在太多亡魂的遗怨中,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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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枉死生灵奏响的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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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诺夫·舒贝尔以此为主题,导演了电影《忧郁的星期天》。电影蓝本源于德国小说家尼克·巴科夫的同名小说。尼克·巴科夫,1928年生于柏林,长年任职驻外特派记者,曾旅居伦敦、纽约、东京及非洲各地。对匈牙利这个热爱生活却又深深抑郁的民族十分着迷,特别是《忧郁的星期天》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因缘。他也涉猎德国文学史的各项研究。据说,电影中那位长期带着相机、战时征召入伍、执掌生杀大权的德国职员汉斯,就是他自己形象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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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夕的布达佩斯,一位叫作查波的犹太商人经营着一家餐馆,在这个醉生梦死的城市,他虽然提心吊胆,但还暂时得以活命。他雇用了一位钢琴师,这位气质忧郁、才华横溢的钢琴师,为餐馆的女招待伊莲娜——她也是餐馆老板查波的情人——创作了一支曲子,取名为《忧郁的星期天》。此曲征服了伊莲娜的心,既而广为传播开来——许多心碎之人在听完之后,选择了自杀,其中便有一位名叫汉斯的德国职员。他也在小酒馆被伊莲娜的艳光迷倒,一见钟情甚至向她求婚,被婉言拒绝后恰巧听到了这首曲子,于绝望中投河自尽。餐馆老板查波救下他之后,汉斯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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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了。作为德军上校的汉斯,成为布达佩斯的实际统治者之一。救过他一命的酒店老板查波、钢琴师和伊莲娜都成为任他鱼肉的对象。钢琴师被迫自杀,伊莲娜被他侮辱后怀孕。同时,整个布达佩斯也变成了德国人的囊中玩物。汉斯和许多其他军官一样,在战时利用希特勒的大屠杀计划,对犹太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他迫使餐馆老板查波替他物色那些用钱买命的犹太富人,最后又把查波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他甚至将自己勒索那些犹太人的举动称为“出于正义之心冒险释放他们”。战争结束之后,他不但没有受到审判,还被称为二战期间不惧危险拯救布达佩斯逾千名犹太人的正义之士。利用战时囤积的财富,汉斯还创建了德国最大的进出口企业,名利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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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的结尾,汉斯来到当初见到伊莲娜的餐馆,庆祝自己的八十岁生日。在一曲《忧郁的星期天》中,汉斯“心脏病突发”身亡。然而导演把最后的镜头留给了餐厅的主厨,原来他是伊莲娜的儿子,他和一位满头华发的女士在碰杯庆祝——这位女士很可能就是伊莲娜。或许是这催人自杀的忧伤乐曲夺去了汉斯的生命,又或许是她的复仇之手毒杀了他。最终结局不再重要,因为一切尘归尘、路归路,人们已经开始梳理过去的是非善恶。时至今日,“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尊重及保护此尊严之义务”明确写入《德国基本法》中。战时那些“奉命杀人”的纳粹战犯,也陆续受到了审判。这些审判有的是来自有形的司法追诉,有的则如同电影中所描述的,来自命定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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