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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充分体现了萨特在思想上的转变。他原本认为，人生根本是虚无和荒诞的。当《死无葬身之地》于1946年首演时，萨特曾对记者说：“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情境以及处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应。剧中人提出的问题，在全世界折磨过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我们如何禁得住拷打？”假如人们是纯粹出于偶然，被归入了某一个阵营，不得不按照社会铺设好的轨道成长和生活，不得不按照所在集体或组织的规则行事，那么，其实投身在哪个阵营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一切都不过是偶然的。人们活着，不过是盲从罢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人和地狱并没有什么分别。就像游击队员们在被捕后的消极心态一样：他们没有什么可招供的，也没有什么可珍惜的。被俘虏、被折磨，只是因为“倒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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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们有所选择之时，一切都不同了。游击队员们开始意识到，参加抵抗运动、保卫祖国和家乡，是与合作分子完全不同的选择。而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为了确保抵抗事业能够成功，个人的得失和生命都是可以舍弃的。面对酷刑和死亡，游击队员们开始认识到了人生价值所在。索尔比埃为了保守秘密，宁愿选择自杀。昂利被折断了双手，也坚持不透露半点情报。最终，他们全部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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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曾经说过，存在主义哲学是对人生的看法，是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看法。这个“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也折射出他看待人生的方式和态度：要使这个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具有意义，只有靠人的自由选择和行为活动，即靠人的“自为”和“选择”去实现。对此，曾经执导本剧的导演刁海明说：“今天这台戏仍然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终究摆脱不了对自我和价值的盘问，此时的人们特别需要生命的升华和灵魂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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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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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称自己的戏剧为境遇剧。所谓境遇，是指人物所处的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时代、地域和环境。而“境遇剧”的主题，就是描写人在特定选择面前所采取的态度、所做出的反应。游击队员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此他们能从人生的虚无中获得积极的意义，寻到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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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萨特写《死无葬身之地》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歌咏游击队战士的英雄故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和称颂战士们的永生。然而，除了赞美之外，萨特写作本剧的目的，还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战时与德国法西斯合作过的贝当分子，别忘了他们的双手曾经沾过抵抗战士们的鲜血，这就更增强了这部作品题材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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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剧作品战斗，是萨特很擅长的事。在创作《死无葬身之地》的同一年，萨特还创作了谴责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剧《毕恭毕敬的妓女》。而后，他还先后发表了《肮脏的手》（1948）、《魔鬼和慈善的上帝》（一译《魔鬼与上帝》，1951）、《克昂》（1954）、《涅克拉索夫》（1956）、《阿尔托那的隐藏者》（1960）和《托洛亚妇女》（1965）等一系列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其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爱憎情感。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也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揭示合作分子们的卑劣和罪恶，并给他们终将失败的命运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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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作为反面角色的合作分子们，是以朗德里厄为小头目，佩勒兰、克洛歇为帮凶的政府军警。假如没有战争，或许他们会是索尔比埃、吕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朗德里厄不断要求在审讯室里播放古典音乐，表面是安慰受刑者，其实是安慰自己扭曲的心灵。他们毒打索尔比埃，对卡诺里斯拳打脚踢，用刑椅绞断了昂利的手腕——目标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套取口供”的日常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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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萨特重提了纽伦堡法庭上那个经典的问题：合法的命令能否成为作恶的抗辩理由？战争结束之后，富勒和德沃金也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论战，最终的结论是：恶法并不是法。在表面合法的行为背后，人们还应当遵守基本的、共享的、不言自明的法律规范。战后西方法学界将这种规范称为“自然法”，违背了自然法的政府命令就是恶法。人们无论何时，都应当有辨识恶法的基本自觉，也应当有选择不执行恶法的机会。后来，这一理念经过演化，形成“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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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合作分子们和那个时代其他被迫做坏事的人们一样，都放纵着自己的私欲，并且借口说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或是迫不得已。这反而让这些人性中的恶显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军警们仇视游击队员，不愿看到游击队员为了保护祖国而骄傲的面孔，费尽心思折磨他们，想让他们昏厥、受苦，至少也要因为受刑而喊疼——为了这一点内心的“安慰”，军警们无所不用其极。当面对女游击队员吕丝时，他们不但用刑，还轮番凌辱强奸她。当游击队员假意与他们合作，告知假的情报后，军警们不但没有遵守释放他们的“承诺”，反而将游击队员们残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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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朗德里厄为代表的合作分子们心中明白，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今天轮到他们，明天轮到我们。”朗德里厄的自言自语中透露着恐惧和绝望。事实也正是如此。法国在二战之后，便开始了对于维希政府成员的清算和审判。军警们在战争中未经审判，即对同胞采取刑讯、惩罚甚至处决的行为，被称为“法兰西之耻”。著名的刽子手、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达纳德，更是因为率先举行并全面推广“袋鼠法庭”（不按司法程序进行审判的法庭，将抵抗者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即行枪决）而在战后被判处多起反人类罪，并被处以死刑。历史最终将通过审判还善良者以公道，给作恶者以惩罚——他们背弃了良知，在利益与威逼面前没有做出对得起自己作为人之存在的选择，终于“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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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星期天》：催人自杀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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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星期天》被称为“匈牙利自杀曲”，并一度遭到了BBC等电台的禁播，并非是没有理由的。据说，由于歌曲中流露出摄人心魄的绝望情绪，数以百计的人在听了它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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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破解的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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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匈牙利青年鲁兰斯·查理斯在失恋两周后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漫步在巴黎街头。他是个个头矮小、长相平凡的犹太人。据说他曾经是天才乐手，然而在一次斗殴中左手受伤，从此只能用右手主弹，左手配合，演奏水平再无法和职业乐手相提并论，只得在布达佩斯一个名为Akácfa的餐厅里弹琴助兴为生。他和女友洛伊娜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一度谈婚论嫁，却最终在争吵中分手。女友不知所踪，有人传言她跟一个德国军官离开了匈牙利。漫步于巴黎街头的查理斯悲从中来，黯然销魂，谱下了这曲《忧郁的星期天》。据说，这首曲子优美柔和，初听起来甚至还有些平庸。一个音乐制作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将其收录进年度音乐合辑，予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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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这首曲子的问世如同掀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数以百计的人听完之后，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有记载的第一个为之自杀的人，是一个英国军官，他在家里休息时，无意中听到唱盘里的这首《忧郁的星期天》。一曲未终，他已拔出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警方经过调查，确认他确实属于自杀，但这首曲子是“间接杀手”，并警告人们不要去听这首乐曲，因为警方在听这首乐曲的时候也差点有人自杀。这反而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不少自认心理素质过硬者，四处搜集此曲并亲身体验。自杀的消息仍然不断传来。一位美国中年男子，听完几遍后，开枪自杀并在遗言中写道：“请把这首曲子作为我葬礼的哀乐。”在匈牙利，一支乐队正在演奏这首曲子时，一名青年突然掏出手枪，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倒在血泊里。一名女警察对此案进行调查，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查不出自杀原因。最后，她买来《忧郁的星期天》寻找一点破案的蛛丝马迹。然而，她成了下一个“受害者”。她的遗书写道：“局长阁下：我受理的案件不用继续侦查了，凶手就是乐曲《忧郁的星期天》。我在听这首曲子时，也忍受不了它那悲伤旋律的刺激，只好谢绝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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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悲剧不断出现。最小的受害者只有14岁，她是美国纽约一位开朗活泼的女打字员。她听说《忧郁的星期天》如何使人伤感，便好奇地借了这张唱片回家听。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人们发现她已在自己的房间中自杀身亡，唱机上正放着那张唱片。她在遗书中写道：“我无法忍受它的旋律，这首曲子就是我的葬礼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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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有位刚成名的钢琴演奏家应邀参加一个聚会，并为来宾演奏。席间，一位来宾突然接到她母亲车祸身亡的长途电话，因为当天正好是星期天，便请钢琴家演奏《忧郁的星期天》以示哀悼。钢琴家虽然不情愿，却不便拂来宾的情面，弹完了这首曲子，谁知演奏完毕后，便由于过度悲伤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扑倒在钢琴上，再也没有起来。在意大利米兰，一个音乐家听说了这些奇闻之后感到困惑不解，便试着在自己客厅里用钢琴弹奏了一遍，竟也死在钢琴旁，并在乐谱旁写下这样的遗言：“这乐曲的旋律太残酷了，这不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曲子，毁掉它吧，不然会有更多的人因受刺激而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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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蹊跷，《纽约时报》遂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数百人在《忧郁的星期天》的影响下自杀”。由于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美、英、法、西班牙等诸多国家的电台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号召欧美各国联合抵制这首曲子。其中以BBC的禁令最为严格，甚至不允许在电台里讨论和介绍此曲。然而，这仍然无法禁绝这首曲子“夺走”生命。1968年，本曲的作者查理斯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他曾经因《忧郁的星期天》广为流传而感到惊喜，却在此曲造成数百人自杀后，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最终也走向这条不归之路。这首曲子虽然现在仍然可以听到，然而据说它已是经由黑人女歌手比莉·荷莉戴改编过的版本，不再有那种催人断肠的绝望和忧伤了。真正的《忧郁的星期天》，或许已经在太多亡魂的遗怨中，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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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枉死生灵奏响的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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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诺夫·舒贝尔以此为主题，导演了电影《忧郁的星期天》。电影蓝本源于德国小说家尼克·巴科夫的同名小说。尼克·巴科夫，1928年生于柏林，长年任职驻外特派记者，曾旅居伦敦、纽约、东京及非洲各地。对匈牙利这个热爱生活却又深深抑郁的民族十分着迷，特别是《忧郁的星期天》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因缘。他也涉猎德国文学史的各项研究。据说，电影中那位长期带着相机、战时征召入伍、执掌生杀大权的德国职员汉斯，就是他自己形象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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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夕的布达佩斯，一位叫作查波的犹太商人经营着一家餐馆，在这个醉生梦死的城市，他虽然提心吊胆，但还暂时得以活命。他雇用了一位钢琴师，这位气质忧郁、才华横溢的钢琴师，为餐馆的女招待伊莲娜——她也是餐馆老板查波的情人——创作了一支曲子，取名为《忧郁的星期天》。此曲征服了伊莲娜的心，既而广为传播开来——许多心碎之人在听完之后，选择了自杀，其中便有一位名叫汉斯的德国职员。他也在小酒馆被伊莲娜的艳光迷倒，一见钟情甚至向她求婚，被婉言拒绝后恰巧听到了这首曲子，于绝望中投河自尽。餐馆老板查波救下他之后，汉斯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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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了。作为德军上校的汉斯，成为布达佩斯的实际统治者之一。救过他一命的酒店老板查波、钢琴师和伊莲娜都成为任他鱼肉的对象。钢琴师被迫自杀，伊莲娜被他侮辱后怀孕。同时，整个布达佩斯也变成了德国人的囊中玩物。汉斯和许多其他军官一样，在战时利用希特勒的大屠杀计划，对犹太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他迫使餐馆老板查波替他物色那些用钱买命的犹太富人，最后又把查波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他甚至将自己勒索那些犹太人的举动称为“出于正义之心冒险释放他们”。战争结束之后，他不但没有受到审判，还被称为二战期间不惧危险拯救布达佩斯逾千名犹太人的正义之士。利用战时囤积的财富，汉斯还创建了德国最大的进出口企业，名利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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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的结尾，汉斯来到当初见到伊莲娜的餐馆，庆祝自己的八十岁生日。在一曲《忧郁的星期天》中，汉斯“心脏病突发”身亡。然而导演把最后的镜头留给了餐厅的主厨，原来他是伊莲娜的儿子，他和一位满头华发的女士在碰杯庆祝——这位女士很可能就是伊莲娜。或许是这催人自杀的忧伤乐曲夺去了汉斯的生命，又或许是她的复仇之手毒杀了他。最终结局不再重要，因为一切尘归尘、路归路，人们已经开始梳理过去的是非善恶。时至今日，“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尊重及保护此尊严之义务”明确写入《德国基本法》中。战时那些“奉命杀人”的纳粹战犯，也陆续受到了审判。这些审判有的是来自有形的司法追诉，有的则如同电影中所描述的，来自命定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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