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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审判”军事法庭：一个改变历史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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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傀儡、俘虏、战犯、公民……溥仪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当他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做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溥仪指证的同时却也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妄图开脱自己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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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方式，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因此，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不被认为有罪；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可能被判无罪。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直到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才一下变了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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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话做了自我介绍。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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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在这天的做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捶击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来，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自8月20日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从这天起到27日做证结束，溥仪受到了被告律师团的轮番轰炸。尽管如此，溥仪仍然连续出庭八天，提供了许多指证关东军罪行的证言。遗憾的是，因为担心牵连到自己，他将自己持有的大量物证付之一炬。早在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他就和一众亲属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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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回想起那次做证，溥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保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不过，美国记者布拉克罗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犯审判内幕》一书中，这样评论这位“皇帝证人”：“他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狡猾和大有作为的侦察大师……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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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选票胜过无数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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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东京法庭之后，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日，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行刑场，他和“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经过十年的劳动改造后，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遵照国家主席令，决定特赦溥仪。这位“末代皇帝”走出牢门，生平第一次获得了不同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后半生”。话剧《公民》用尽浓墨，描摹的正是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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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孟冰说：“溥仪自四岁被抱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就远离了公民这个群体。直到他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才被改造完成，回归公民身份。回来之后，他的第一件事，是要到厂桥派出所去注册户口，从此才成为北京市的一名公民。”事实上，溥仪这种重获新生的感觉，早在他1959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那一刻就开始了。前来接站的是他的五妹和四弟。他们对他的称呼，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大哥”。溥仪回忆道：“我听到了前半生从没听过的称呼，感到自己在家族中开始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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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半年后，溥仪被分配到北京科学院的植物研究所。上午在植物园劳动，下午一边学习一边写作自传《我的前半生》。不久，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被安排从事修订民国档案等史料工作。次年，他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代表选举。1960年11月26日，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溥仪回忆道：“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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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在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后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说话声音出奇洪亮。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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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溥仪曾经这样说：“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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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溥仪患尿毒症不治去世。在他死前，曾经对妻子李淑贤说道：“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走到了尽头……改造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把一个地道的封建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公民，这是哪个国家也很难做到的。”这位末日皇帝在成为公民的喜悦中迎来新生，又带着这种祥和的心境告别人世。根据中央指示，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舞台大幕落下，公民溥仪方与那个少年皇帝、戏偶傀儡、法庭证人和十年战犯融为一体。历史在这里画上句点，并开启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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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敌》：谁来保护甘为“公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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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晚秋，当名导林兆华执导，王学兵、高亚麟联袂出演的《人民公敌》在保利剧院引来阵阵喝彩时，吕效平和南京大学师生们同样以易卜生这部“最后的讽刺剧”为基础改编的《〈人民公敌〉事件》仍然在苦苦争取“全国大学生戏剧节”的认可——最终，这一被称为“可能超过大戏节六届以来所有剧目”的作品，再次落选。二者的反差或许只在于，保利上演的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挪威小镇的故事，而南京大学师生们将目光投向了近在身边的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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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无知胆怯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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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敌》是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于1882年创作的剧作。1881年，他创作的《幽灵》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因提及被视为禁忌的梅毒，而被公众视为猥亵下流之作，易卜生本人也饱受攻击。为此，他创作了《人民公敌》来对“这群无知胆怯的人民”进行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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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于1828年3月20日出生，他的故乡希恩是挪威海滨的一个以出口木材为主的小港。他出生后不久，家道开始中落。他的母亲企图在宗教中寻找安慰，而他的父亲则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易卜生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与他的父母相似，而他的剧情也往往与经济困难有关。因而，《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在异乡所受到的那些贫困之苦，处处都有易卜生自己的影子。而他最终走上戏剧创作之路，竟然与当地法院的一桩判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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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那年，易卜生离开父母，到小城格里姆斯塔做药店学徒。这一段时间，他已开始进行戏剧创作。第一个将易卜生及其作品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埃德蒙·戈斯曾感叹：“欧洲一百年来最富独创性、最具影响力的灵魂竟然是在药材堆和药片味中渐渐长成的。”这也是他人生历程中极端痛苦的几年。易卜生18岁那年，有谣传说与他在同一个药房打工的女工、比他大8岁的金斯达特怀上了他的孩子。金斯达特很快被打发回家，并于数月后产下一子。法院裁定易卜生负担其私生子的生活费用，直到男孩14岁。这对于已经穷苦至极的易卜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更加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周围庸俗的环境和不解的眼光带来的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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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易卜生饱受周围人们的冷眼。他打定主意，一定要考上奥斯陆大学，离开这让他肝肠寸断、极度蒙羞之地。他拼命地复习各门功课，最终却因拉丁文等两三门古典课不及格而名落孙山。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在这期间他却创作出了以古代罗马历史为背景的剧作《凯蒂琳》。大学没能考上，他的剧作和诗歌却得到了许多人的赏识。正在卑尔根筹建挪威人自己的剧院的民族主义艺术家奥勒·布尔盛情邀请易卜生去他的新剧院做专职编剧，这个药店学徒终于正式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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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后，巴黎公社革命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促使易卜生日渐反思社会和制度的积弊。他把注意力从中世纪民间文学转移到当前现实生活方面来。他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中由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造成的不公现象。这期间他的重要剧作有《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剧”。其中，《人民公敌》正是这样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易卜生用这部戏反击当时社会公众对他和《幽灵》一剧的批评。早在1918年就打算将易卜生介绍进入中国的胡适认为，这部作品揭示的主题是：“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想要维新，想要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权威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地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地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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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判的“公敌”，被摧折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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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研究易卜生戏剧的第一篇文章，是1918年胡适刊载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胡适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回忆道，那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之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人民公敌》的故事梗概：“这本戏的主人翁斯多克芒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浴池之名，纷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多克芒医生便做了浴池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一瓶水寄给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得太低了，上流的污秽，停积在浴池里，产生了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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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猜测，易卜生在这里抨击的传染病与上流的污秽，虽包括此前《幽灵》中提及的梅毒，但绝不只是生理病理意义上的——用斯多克芒医师的话说：“我们整个社会都被污染，都中了毒！”胡适继续介绍道：“斯多克芒医生得到这种科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管重新改造，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需要花费许多钱，而且还要闭歇浴池一两年。浴池—闭歇，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多克芒医生的提议，他们宁可让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也不情愿遭受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权威，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给他做会场。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告斯多克芒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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