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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世界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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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看似刀锋舐血、率性而行的生存方式，其实最需要严密的规范和体系。杀手、委托人和目标，通过一群名为“杀手经纪”的职业中间人关联起来。张国荣在《东邪西毒》中扮演的，正是这样将供给和需求、欲念和行动、幕后和台前串联起来的角色。他的台词更是成为经典：“有个人曾经对不起你，也许你想过……要杀了他。但是你不敢，又或者你觉得不值……我有个朋友，他的武功非常好，不过最近生活有点困难，只要你随便给他一点银两，他一定可以帮你杀了那个人……你尽管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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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的杀手世界里，每个杀手都需要牢记三大法则：“第一，不能爱上目标，也不能爱上委托人。第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透露出委托人的身份。除非委托人想杀自己灭口，否则不可危及委托人的生命。第三，下了班就不是杀手。即使喝醉了、睡梦中、做爱时，也得牢牢记住这点。这三大法则既是行规，也是保护杀手自己和上下游利益链的不二法门。”除了这三大法则，还有杀手的三大职业道德：“第一，绝不抢生意。杀人没有这么好玩，赚钱也不是这种赚法。第二，若有亲朋好友被杀，即使知道是谁做的，也绝不找同行报复，也不可逼迫同行供出雇主的身份。第三，保持心情愉快，永远都别说‘这是最后一次’。这可是忌讳中的忌讳，说出这句话的人，几乎都会在最后一次任务中栽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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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法则和三大职业道德，并没有写在任何《入门指南》或《联合决议》中。然而，杀手们无数次死里逃生或不慎送命，印证了这些规矩的颠扑不破。它们已经成为杀手自我保全的首要诀窍。欧阳盆栽正是在遇到小莉后决定提前退休，接“最后一单”时惹来麻烦——当然，他爱上了目标的情节也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伏笔。即使完全遵守这些规则，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平安退休。不是落入警方之手，就是在行使任务过程中失败身亡，能全身而退的杀手少之又少。然而，杀手这一行业仍然后继有人，除了与高风险匹配的高收入之外，或许还与持续存在的社会需求有关——总是有些仇恨无法通过官方司法程序释放，总是有些愿望无法在正常的社会结构中实现。杀手只不过是原始状态下人们最初救济方式的复杂呈现罢了。因此，杀手界除了前述法则之外，还存在着与一切人类群体共通的规则：比如自助者天助之，比如弱肉强食，比如卑鄙是卑鄙者的座右铭，等等。因此，从杀手的喜怒爱恨、幸与不幸切入，我们看见的却正是这个普通人世的林林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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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蝉堡”，这是电影《杀手欧阳盆栽》中省略掉的另一个细节。《蝉堡》是一本小说，每个杀手在完成一次任务之后，都会以奇异的方式收到这本小说中的几页。然而每次获得的几页往往无法连续贯通，也鲜有杀手最终看完整本《蝉堡》——或许是否真的存在完整版本都是个疑问。如果任务没有完成，那么《蝉堡》则不会出现，这是杀手认同的重要标志。欧阳以生代杀完成任务后，获得几页《蝉堡》意味着杀手世界接纳了他。《蝉堡》的支离破碎，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隐喻：每一项任务都各自独立，无法关联。每个人的人生片段又何尝不是如此，看似从属于统一人生，却总是难以预测下一章节，而在收集这一份又一份《蝉堡》片段的过程中，时光便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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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170273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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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网络暴力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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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搜索》试图说的道理并不复杂：一个真正好的社会，既不允许少数人的专横，也不允许多数人的暴政。不过，“人肉搜索”作为众口铄金的现代版本，似乎并不能简单地贴上少数专横或多数暴政的标签，其背后复杂的法律、经济、政治和文化机理，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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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搜索”的动机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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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近乎荒诞的偶然开始，一步步滑入令人心寒的必然。叶蓝秋是某家公司董事长的美女秘书，忽然被通知患上绝症仅有三个月生命，她正精神恍惚、浑浑噩噩坐在公交车上时，因为拒绝给老人让座而被记者陈若兮拍下。陈若兮将这件事“炒大”做成了晚间新闻的热播专题。观众反应强烈，以短信形式踊跃参与讨论。当晚，这条新闻为电视台带来了近十万的信息费收入，更让陈若兮找到了事业发展的起跳板。电视台维持着“拒绝让座”事件的热度。与此同时，公司的老板娘莫小谕，对丈夫的日渐疏离无能为力，将矛头指向了丈夫的美女秘书——在一次争吵之后，她拨通电视台的直播电话，称叶蓝秋是介入他人家庭的第三者。这一来，不让座这件小事升级成了“恃美行凶第三者叶蓝秋不让座事件”。一夜之间，叶蓝秋的姓名、年龄、电话、小学班主任等信息，以及她的照片，被“人肉搜索”公之于众，成为网民热追爆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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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陈若兮成了电视台的网络事业部主任，电视台主办的网站也聚集起高涨的人气。编剧借陈若兮之口作了理性的分析：“叶蓝秋事件涵盖了两个社会热点：一是公车让座，一是婚外恋。新《婚姻法》出台的结果就是，无论男女，强势的一方出轨的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法律到底保护弱者，还是无论强者弱者一律平等保护？这个议题，永远不可能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意味着不公平……不公平是一切怨恨争吵的源头，也是新闻热点的由来。那些掌握网络话语权的年轻人，在公共道德要求他们把座位让给放弃网络话语权的老年人时，积累了相当的不满情绪，再加上网络匿名制、年轻人的冲动，对类似事件很容易从简单叙述、抱怨，发展到网络发泄和谩骂。网络的特点就是这样，哪里有发泄、有谩骂，哪里就有人气。有了人气，就有商机……注册、短信、广告、网络电视等这些收费项目都可以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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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捉住了“网络暴力”背后的两个关键动因：不满情绪和利益驱动。如果说传统社会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的现象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偏好——窥探他人隐私、添油加醋“再创作”、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等等——在起作用，那么在现代社会，更多的则是社会化的原因在推动着网络暴力。在现实生活中被欺侮而产生的压抑的感情，需要找到渠道“安全”地发泄，久而久之，这些渠道反过来引导或创造这种发泄，以满足渠道本身的利益需求。与此相关，网络推手和水军等职业应运而生，众多的手挥动着，众多的嘴怒张着，热闹的网络越发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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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不见的手，在网络背后经营着他人的愤怒、悲伤、嘲笑抑或感动。这些看不见的大嘴，亦快乐地吞噬这些情绪所产生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称为暴民的“多数人”同样是可怜而无知的麻木人群。被控诉为“多数人暴政”的网络暴力，其幕后仍然是少数实力雄厚而谙熟规则的强者，他们通过暗不见光的黑幕，操纵着世人的笑与悲、生与死、沉与浮、黑与白。最终一幕，叶蓝秋跃下悬崖，陈若兮亦站上18层高楼。悬念于那一刻定格，然而结局其实已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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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守护隐私权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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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公众有知情权。在所谓的知情权支撑下，公众任意啃啮着隐私，并产生浓黑的快感。而叶蓝秋、陈若兮、杨守诚这些“网红”，个人将承受多大的仇恨、歧视和压力，已不再是网络背后的“公众”关心的事。问题是，作为法律概念的“知情权”，其指向对象其实不应是平凡的个体，而是行使公权力的政府或享受特殊利益的公众人物。关于知情权的法律设计，最初来源于英国税法。贵族在缴纳税款之后，有权知道国王是如何使用这笔税款的。随着缴税人群的扩大，并非每位公民都有精力去调查税款的使用方案，于是由议员来代表民众行使知情权。正如法谚所云：“无代表，不纳税。”进入现代之后，政府高官作为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公众人物，由于支配公共资源、行使公共权力，他们必须经常性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因而其隐私权需要得到克减——比如他们的私生活就需要更多的曝光，他们家人的行为就要更多地被媒体关注。随着公众知情权的进一步扩张，一些演员、艺人的隐私也需要打些折扣——因为他们通过抛头露面的公众形象而获得利益，公众之所以消费他们的演艺服务，是因为信赖他们在公众面前建立起来的形象。因此，他们的隐私权在与公众的知情权冲突时，必须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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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普通的个人生活来说，知情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公众并没有权利得知其他人的生活，因为他人并未从抛头露面中获利。片中所谓的“知情权”，实际是一种对他人生活的窥探和对他人隐私的破坏。在这样错位的“知情权”支撑下，借助无所不能的搜索引擎，公众得以肆无忌惮地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叶蓝秋只不过在一家求职中介投递了求职简历，所有的个人信息就暴露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她的电话、住址和其他私人信息。更强大的“知情”利器，来自于“人肉搜索”：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共同参与的人际网络之中，随时可能因为熟人的“爆料”，而被牵出更多的线索，从而更多地暴露在陌生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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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传统社会结构原本就由熟人关系编织而成。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点小小的流言，便可以通过人际网络飞速传播，根本谈不上什么隐私权的概念。相反，如果有人想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权，还将被抨击为“孤僻不合群”，并且被要求应该“君子坦荡荡”“明人不做暗事”“身正不怕影子歪”……今天，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日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化，然而法律仍然未对个体的隐私建立起足够的保护。窥探他人生活的行为——假如被窥探者私德有亏，比如介入他人家庭、不给老人让座等——就很容易被正当化。而被侵犯隐私的人，则只能哑巴吃黄连，辩驳也不是，沉默也不是。如果想借助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会发现法律对此默不作声。再加上似是而非的“知情权”，隐私权的边界只能一退再退。退无可退，就只能选择放弃自己继续生存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搜索》的故事，既是人性固有恶习的悲哀，又是隐私权荡然无存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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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Act 6 司法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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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辩护人》：韩国律师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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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天，韩国电影《辩护人》创造了票房奇迹。这部制作费只有42亿韩元、总投资75亿韩元的电影，仅上映七日就收回成本；不到两周，总票房收益已经达到825亿韩元，为投资成本的11倍之多。先后有1132万人走入电影院，随着情节又哭又笑。令人有些意外的是，电影里没有英俊小生、靓丽女郎，只有韩国律师用血肉之躯维护法律、争取尊严的严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