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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世界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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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看似刀锋舐血、率性而行的生存方式,其实最需要严密的规范和体系。杀手、委托人和目标,通过一群名为“杀手经纪”的职业中间人关联起来。张国荣在《东邪西毒》中扮演的,正是这样将供给和需求、欲念和行动、幕后和台前串联起来的角色。他的台词更是成为经典:“有个人曾经对不起你,也许你想过……要杀了他。但是你不敢,又或者你觉得不值……我有个朋友,他的武功非常好,不过最近生活有点困难,只要你随便给他一点银两,他一定可以帮你杀了那个人……你尽管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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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的杀手世界里,每个杀手都需要牢记三大法则:“第一,不能爱上目标,也不能爱上委托人。第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透露出委托人的身份。除非委托人想杀自己灭口,否则不可危及委托人的生命。第三,下了班就不是杀手。即使喝醉了、睡梦中、做爱时,也得牢牢记住这点。这三大法则既是行规,也是保护杀手自己和上下游利益链的不二法门。”除了这三大法则,还有杀手的三大职业道德:“第一,绝不抢生意。杀人没有这么好玩,赚钱也不是这种赚法。第二,若有亲朋好友被杀,即使知道是谁做的,也绝不找同行报复,也不可逼迫同行供出雇主的身份。第三,保持心情愉快,永远都别说‘这是最后一次’。这可是忌讳中的忌讳,说出这句话的人,几乎都会在最后一次任务中栽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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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法则和三大职业道德,并没有写在任何《入门指南》或《联合决议》中。然而,杀手们无数次死里逃生或不慎送命,印证了这些规矩的颠扑不破。它们已经成为杀手自我保全的首要诀窍。欧阳盆栽正是在遇到小莉后决定提前退休,接“最后一单”时惹来麻烦——当然,他爱上了目标的情节也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伏笔。即使完全遵守这些规则,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平安退休。不是落入警方之手,就是在行使任务过程中失败身亡,能全身而退的杀手少之又少。然而,杀手这一行业仍然后继有人,除了与高风险匹配的高收入之外,或许还与持续存在的社会需求有关——总是有些仇恨无法通过官方司法程序释放,总是有些愿望无法在正常的社会结构中实现。杀手只不过是原始状态下人们最初救济方式的复杂呈现罢了。因此,杀手界除了前述法则之外,还存在着与一切人类群体共通的规则:比如自助者天助之,比如弱肉强食,比如卑鄙是卑鄙者的座右铭,等等。因此,从杀手的喜怒爱恨、幸与不幸切入,我们看见的却正是这个普通人世的林林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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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蝉堡”,这是电影《杀手欧阳盆栽》中省略掉的另一个细节。《蝉堡》是一本小说,每个杀手在完成一次任务之后,都会以奇异的方式收到这本小说中的几页。然而每次获得的几页往往无法连续贯通,也鲜有杀手最终看完整本《蝉堡》——或许是否真的存在完整版本都是个疑问。如果任务没有完成,那么《蝉堡》则不会出现,这是杀手认同的重要标志。欧阳以生代杀完成任务后,获得几页《蝉堡》意味着杀手世界接纳了他。《蝉堡》的支离破碎,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隐喻:每一项任务都各自独立,无法关联。每个人的人生片段又何尝不是如此,看似从属于统一人生,却总是难以预测下一章节,而在收集这一份又一份《蝉堡》片段的过程中,时光便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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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网络暴力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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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搜索》试图说的道理并不复杂:一个真正好的社会,既不允许少数人的专横,也不允许多数人的暴政。不过,“人肉搜索”作为众口铄金的现代版本,似乎并不能简单地贴上少数专横或多数暴政的标签,其背后复杂的法律、经济、政治和文化机理,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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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搜索”的动机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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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近乎荒诞的偶然开始,一步步滑入令人心寒的必然。叶蓝秋是某家公司董事长的美女秘书,忽然被通知患上绝症仅有三个月生命,她正精神恍惚、浑浑噩噩坐在公交车上时,因为拒绝给老人让座而被记者陈若兮拍下。陈若兮将这件事“炒大”做成了晚间新闻的热播专题。观众反应强烈,以短信形式踊跃参与讨论。当晚,这条新闻为电视台带来了近十万的信息费收入,更让陈若兮找到了事业发展的起跳板。电视台维持着“拒绝让座”事件的热度。与此同时,公司的老板娘莫小谕,对丈夫的日渐疏离无能为力,将矛头指向了丈夫的美女秘书——在一次争吵之后,她拨通电视台的直播电话,称叶蓝秋是介入他人家庭的第三者。这一来,不让座这件小事升级成了“恃美行凶第三者叶蓝秋不让座事件”。一夜之间,叶蓝秋的姓名、年龄、电话、小学班主任等信息,以及她的照片,被“人肉搜索”公之于众,成为网民热追爆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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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陈若兮成了电视台的网络事业部主任,电视台主办的网站也聚集起高涨的人气。编剧借陈若兮之口作了理性的分析:“叶蓝秋事件涵盖了两个社会热点:一是公车让座,一是婚外恋。新《婚姻法》出台的结果就是,无论男女,强势的一方出轨的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法律到底保护弱者,还是无论强者弱者一律平等保护?这个议题,永远不可能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意味着不公平……不公平是一切怨恨争吵的源头,也是新闻热点的由来。那些掌握网络话语权的年轻人,在公共道德要求他们把座位让给放弃网络话语权的老年人时,积累了相当的不满情绪,再加上网络匿名制、年轻人的冲动,对类似事件很容易从简单叙述、抱怨,发展到网络发泄和谩骂。网络的特点就是这样,哪里有发泄、有谩骂,哪里就有人气。有了人气,就有商机……注册、短信、广告、网络电视等这些收费项目都可以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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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捉住了“网络暴力”背后的两个关键动因:不满情绪和利益驱动。如果说传统社会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的现象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偏好——窥探他人隐私、添油加醋“再创作”、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等等——在起作用,那么在现代社会,更多的则是社会化的原因在推动着网络暴力。在现实生活中被欺侮而产生的压抑的感情,需要找到渠道“安全”地发泄,久而久之,这些渠道反过来引导或创造这种发泄,以满足渠道本身的利益需求。与此相关,网络推手和水军等职业应运而生,众多的手挥动着,众多的嘴怒张着,热闹的网络越发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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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不见的手,在网络背后经营着他人的愤怒、悲伤、嘲笑抑或感动。这些看不见的大嘴,亦快乐地吞噬这些情绪所产生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称为暴民的“多数人”同样是可怜而无知的麻木人群。被控诉为“多数人暴政”的网络暴力,其幕后仍然是少数实力雄厚而谙熟规则的强者,他们通过暗不见光的黑幕,操纵着世人的笑与悲、生与死、沉与浮、黑与白。最终一幕,叶蓝秋跃下悬崖,陈若兮亦站上18层高楼。悬念于那一刻定格,然而结局其实已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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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守护隐私权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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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公众有知情权。在所谓的知情权支撑下,公众任意啃啮着隐私,并产生浓黑的快感。而叶蓝秋、陈若兮、杨守诚这些“网红”,个人将承受多大的仇恨、歧视和压力,已不再是网络背后的“公众”关心的事。问题是,作为法律概念的“知情权”,其指向对象其实不应是平凡的个体,而是行使公权力的政府或享受特殊利益的公众人物。关于知情权的法律设计,最初来源于英国税法。贵族在缴纳税款之后,有权知道国王是如何使用这笔税款的。随着缴税人群的扩大,并非每位公民都有精力去调查税款的使用方案,于是由议员来代表民众行使知情权。正如法谚所云:“无代表,不纳税。”进入现代之后,政府高官作为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公众人物,由于支配公共资源、行使公共权力,他们必须经常性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因而其隐私权需要得到克减——比如他们的私生活就需要更多的曝光,他们家人的行为就要更多地被媒体关注。随着公众知情权的进一步扩张,一些演员、艺人的隐私也需要打些折扣——因为他们通过抛头露面的公众形象而获得利益,公众之所以消费他们的演艺服务,是因为信赖他们在公众面前建立起来的形象。因此,他们的隐私权在与公众的知情权冲突时,必须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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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普通的个人生活来说,知情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公众并没有权利得知其他人的生活,因为他人并未从抛头露面中获利。片中所谓的“知情权”,实际是一种对他人生活的窥探和对他人隐私的破坏。在这样错位的“知情权”支撑下,借助无所不能的搜索引擎,公众得以肆无忌惮地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叶蓝秋只不过在一家求职中介投递了求职简历,所有的个人信息就暴露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她的电话、住址和其他私人信息。更强大的“知情”利器,来自于“人肉搜索”: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共同参与的人际网络之中,随时可能因为熟人的“爆料”,而被牵出更多的线索,从而更多地暴露在陌生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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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传统社会结构原本就由熟人关系编织而成。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点小小的流言,便可以通过人际网络飞速传播,根本谈不上什么隐私权的概念。相反,如果有人想要保护自己的隐私权,还将被抨击为“孤僻不合群”,并且被要求应该“君子坦荡荡”“明人不做暗事”“身正不怕影子歪”……今天,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日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化,然而法律仍然未对个体的隐私建立起足够的保护。窥探他人生活的行为——假如被窥探者私德有亏,比如介入他人家庭、不给老人让座等——就很容易被正当化。而被侵犯隐私的人,则只能哑巴吃黄连,辩驳也不是,沉默也不是。如果想借助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会发现法律对此默不作声。再加上似是而非的“知情权”,隐私权的边界只能一退再退。退无可退,就只能选择放弃自己继续生存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搜索》的故事,既是人性固有恶习的悲哀,又是隐私权荡然无存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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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Act 6 司法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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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辩护人》:韩国律师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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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天,韩国电影《辩护人》创造了票房奇迹。这部制作费只有42亿韩元、总投资75亿韩元的电影,仅上映七日就收回成本;不到两周,总票房收益已经达到825亿韩元,为投资成本的11倍之多。先后有1132万人走入电影院,随着情节又哭又笑。令人有些意外的是,电影里没有英俊小生、靓丽女郎,只有韩国律师用血肉之躯维护法律、争取尊严的严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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