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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在中国大学里教授宪法学的教师来说，什么是中国宪法学迄今仍然是一个不能不解答，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又很难让人非常自信地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虽然，中国宪法学需要从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法实践和宪法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和思想资源，但是它若要有资格成为一门为中国人自己的宪政事业作出贡献的学问，它理应是在研究中国人自己面临的特殊宪法问题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学问。建构中国宪法学是所有教授和研究中国宪法的学者的共同事业，本书对中国宪法序言所进行的体系化思考算是对这项事业不懈努力的结果。如果学界认同，它就是这项事业的组成部分，那对我来说则是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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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宪法序言的复杂性。只要看一下学界关于中国宪法及其序言的相关争论，我们就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面对这些争议，也许唯有适切地提问，才能更为有效地推进研究。我国宪法序言具有怎样的构造？宪法序言中的事实性陈述与规范性陈述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历史事实中真的包含着可以毫无争议地推导出规范性结论的规律吗？可以从整部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推导出宪法序言在整体上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吗？对于宪法序言中的规范性部分，宪法序言中的历史事实部分究竟意味着什么？宪法序言是否包含着宪法的根本性规定？这种规定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整部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之一？可以将宪法序言中的根本性规定归结为“国家根本任务”吗？“国家根本任务”是我国宪法中抽象程度最高的公共福祉条款吗？其与基本权利规范以及国家机构规范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可以将宪法总纲中关于公共福祉的纲领性条款视为是对“国家根本任务”的具体化吗？宪法序言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根本任务”之间是什么关系？宪法序言中的意识形态对我国当前宪法实施具有何种影响？能否对其进行规范主义的重构，从而为突破我国宪法实施理论面临的困境而找到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路径？宪法序言与作为宪法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看不见的宪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可以以宪法序言为切入口探究“看不见的宪法”吗？对凡此种种问题的解答，都是在试图揭示“不会说话的文本”的意义。在那些经过缜密论证并不断积累起来的意义面前，理性的人们才有可能达成宪法共识。这种共识的确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宪法能够有效运转起来必须具备的精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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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从事宪法研究以来的处女作，它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虽然我已经为之付出了七年之久的辛劳，但从不认为那完全是我个人的成绩。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林来梵教授致敬，他的悉心指导具有无可替代的方法论意义；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是在我生活比较窘困的时期，我的母亲焦家林和妻子王燕为家庭付出了太多，这本书是对她们最好的精神回馈；我很幸运，在扬州大学法学院遇到一些善良、宽容而睿智的同事，他们是蔡宝刚教授、钱玉林教授、张清教授、卢彪教授、马荣春教授、高永明副教授、李云波副教授、徐祖澜副教授，本书的顺利写作与他们的鼓励与支持密不可分，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在安排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清华大学出版社朱玉霞博士作了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我要向她表示深深的谢忱。另外，本书的出版获得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我必须向扬州大学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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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山于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笃行楼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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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序言研究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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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论题研究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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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我国宪法序言只不过是位于宪法正文之前的一段叙述性文字，但是无论是在制宪时刻，还是在宪法的历次修改时期以及宪法的实施过程中，宪法序言都是政治讨论或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虽然关于宪法序言的讨论持续了几十年始终没停息，但是众多观点的分歧状况确实表明，关于该论题，目前宪法学界仍然没有形成具有说服力的主流学说。而这种达成学术共识的困难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宪法的复杂性格。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学术论争水准的渐次提高和相关研究的不断展开，宪法序言在整部宪法的意义脉络中的相位亦慢慢地清晰起来。我国宪政实践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均直接或间接地与宪法序言有关。比如，我国宪法中的根本性规定有哪些，宪法序言中是否包含着这种根本性规定，它与宪法正文中的根本性规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性；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是否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有，其效力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宪法序言中的意识形态具有怎样的规范属性，其所包含的政治性条款对我国宪法实施构成怎样的影响；宪法序言所确立的宪法的根本法与最高法地位对于立法，尤其是民事立法究竟有何指导意义；宪法序言对于揭示宪法文本之外的“看不见的宪法”具有怎样的“媒介”作用等，在这些问题的延长线上，我们又能进一步地认识到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宪法的司法适用的限度等重要课题与宪法序言的关联性。笔者以为，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深度探究乃是我国宪法理论迈向成熟的过程中不可小觑、甚至也是不能忽略的环节。正是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书拟主要从法释义学[1]的角度对我国宪法序言展开一个体系化的思考，期望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方式富有成效地推动宪法序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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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序言研究 第二节 论题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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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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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序言是我国实定宪法的组成部分，对于以实定宪法作为其工作起点的宪法释义学来说，对该部分进行深入探讨乃是宪法学者不容推卸的责任。在我国当下的宪法学研究中，已经有部分论著涉及宪法序言。但与对宪法正文，尤其是关于基本权利的研究相比，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与还是研究内容的深度上看，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序言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就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尚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研究缺乏系统性，论域过于狭窄。除了关于宪法序言的立法背景资料的介绍外，主要局限于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问题的研究上；系统性研究的缺失，不仅表现在缺少对宪法序言内部结构的分析，同时亦表现在对宪法序言与宪法其他部分在意义脉络上的关联性缺少深入的考察。其次，观点大于论证的学说状况比较严重。一般而言，涉及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的论著都比较明确地表明其学术观点，即认为宪法序言要么是整体有效的、要么是整体无效的、要么是部分有效或部分无效的。然而，对于严肃的学术而言，最为重要的证立过程却相当薄弱，以至于相关论著的说服力与学术价值非常有限，进而导致法学界关于宪法序言研究的主流观点迟迟难以形成。最后，研究方法比较落后。以上提到的研究病状均与研究方法的相对落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不能断言全部如此，至少可以说大部分研究者仍未——对将价值命题与事实命题加以区分的——这种体现传统规范主义的根本研究方法[2]达致理论上的高度自觉，更遑论具体的研究方法与法学作业之必需的那种精微细致的研究技术或技巧了。针对以上研究状况，本书拟秉持规范主义的立场，对宪法序言进行比较系统的法释义学研究，该项研究在学术上可能具有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相较于上述我国的研究状况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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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一种体系化的宪法序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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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序言的研究由于缺乏体系化，从而导致众多研究者的论点带有极强的主观性、零散性及任意性。萨维尼认为，所谓体系化就是把为数众多的单个的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内在联系性揭示出来，从而展现法律体系作为具有意义脉络关联性之规范整体的存在。体系化的研究以对构成系统的组成部分的分析为基础。本文通过对构成宪法序言的各类语句进行分析，区分出事实性陈述语句与规范性陈述语句，进而从规范性语句中析出宪法序言中的规范，再进一步对规范进行类型化的归纳与透析，从而为包括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在内诸多问题的解决奠定了比较可靠的立论基础。同时，这也为宪法序言乃至宪法正文的解释提供了先决条件，因为解释必定是体系化的解释，对法律条文之中的法律规范的解释要受到该规范之意义脉络、上下关系、体系地位以及它对于法律体系所具有的功能的限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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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法释义学的研究立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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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实践法释义学的研究立场与方法的一项具体成果。它区别于其他以自然法、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科学为根据对宪法序言进行研究的论著的特点在于，它以现行有效的宪法作为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同时现行有效的实在法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内在界限。所谓构成法教义学之工作内容的解释与体系化作业都是在这个界限范围内完成的。[4]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本研究不重视不同法秩序的比较研究，恰恰相反，比较法构成法教义学的重要内容。因为对某一实证法法秩序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往往会从其他法秩序中对类似问题的解答中获得答案，这是以认肯世界各国法秩序中存在一般性与共同性因素为前提的。当然，在比较中，本书也发现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表述或规定在宪法序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在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张力中不失法教义学的研究品格，无疑也是本研究在论题展开的过程中需要非常慎重地予以拿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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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澄清学术问题与增进学术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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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工作态度与学术旨趣，本书对宪法序言的研究主要是建构性的而非解构性的、是稳妥推进的而非颠覆性的。笔者并不否认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政治学等学科的存在价值，甚至认为法教义学（如果不是过于故步自封的话）也会从以上学科中汲取很多有益的学术养分，但是从法治比较成熟国家的经验看，在法学（广义上的法学）诸学科中法教义学实际上占据着主导地位。法教义学注重对细节问题的深入而稳健的探讨（这给人比较保守的感觉），其论证比较扎实、可靠，对于澄清实在法中的学术问题比较有说服力。当然，对法教义学工作态度与立场的认同，势必会对不同的研究者、甚至对理论界与实务界之间就宪法序言问题进行研究并最终达成共识会起到可以预见的推动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也算是为中国法律共同体的构筑所做出的一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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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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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目前宪法（主要指宪法文本）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无法作为司法机关裁判案件的规范准据，因此，其实效性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宪法序言的效力问题之所以成为宪法序言研究的热点话题也与宪法实施问题中凸显的宪法实效性问题有关。但是不可以由宪法在实施方面遇到的困难（即实效性问题）就能够推导出如下结论，即宪法是基本没用的法。从实然意义上看，这种判断是偏颇的，因为我国宪法（尤其是1982年宪法）一直处于实施的过程中，尽管实施效果尚不能让人满意；从规范意义上看，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宪法的效力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只是宪法实施的方式之一或效力表现形式之一，而非全部。从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与力度不断拓宽和加强的现实以及国家各公权力之运行逐步规范化的现实来看，宪法作为根本法与最高法的意义在日益呈现出来，尽管往往是以间接的或者非宪法文本确定的方式。必须看到，我国宪法在实效性方面遇到的挑战不仅涉及宪政的整体性架构问题，同时也内在地与宪法本身的妥当性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本书对宪法序言的法教义学研究正是面向法的妥当性，而妥当性问题的解决的目的就是为面向实践的具体实施宪法（不管是司法机关的适用还是其他权力部门的适用）的国家机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支撑。这也是任何将宪法视为法秩序内的最高实践标准的宪法学说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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