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39368
[30]肖蔚云等编：《宪法学资料参考》，8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702739369
1702739370
[31]任何规范的产生与适用都与该规范产生与适用的社会事实背景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这种法律规范与这些事实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推演的关系。
1702739371
1702739372
[32]“政策正确”的含义是丰富的，它既包括真的要求（即决策符合客观实际或按规律办事），又包括规范目的的要求（即决策的目标是为人民谋求福利）。
1702739373
1702739374
[33]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581～58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702739375
1702739376
[34]早在1980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过去的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没有具体说明领导制度与组织制度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以制度（包括宪法与法律）约束公权力的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02739377
1702739378
[35]关于这种争论的总结与评论，参见陈玉山：《宪法序言的法教义学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702739379
1702739380
[36]笔者认为，大多数以人大制度的完善为宪法学之中心任务的学者均有这种倾向。从童之伟教授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党章开始的主张中，已经可以看出宪法学者在中国宪政的选择路径方面已经发生了更切合实际的转变。参见童之伟：《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党章而非宪法开始》，载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7248 2012。
1702739381
1702739382
[37]参见陈玉山：《认真对待“阶级斗争条款”》，载《交大法学》，2013（3），130～140页。
1702739383
1702739384
[38]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宪法学的某些露骨的论断即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正统的政治体制形态也很难容受。
1702739385
1702739386
[39]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法学研究》，2011（6），20～22页。
1702739387
1702739388
[40]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其高层领导不可能忘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那么任何宪法研究者也不能不去慎思预防政权剧变所可能采取的宪政方案，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如何使权力服膺于宪法规范。这两种事实促使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既要保证国家权力有执政的能力，同时也必须确保国家权力不能为害人民，并真正为人民谋求福利。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也曾经思考同样的问题。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264页，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
1702739389
1702739390
[41]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20（4），485～511页。
1702739391
1702739392
[42]张千帆：《论宪法的选择适用》，载《中外法学》，2012，24（5），887～906。
1702739393
1702739394
[43]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实施的四点指导性意见，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宪法实施的政治性与法律性是交织在一起的，相互支撑的。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2-12-05。
1702739395
1702739396
[44]在中国的宪政条件下，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与相互制约仍然是无法回避的课题，然而它也只有在为公民提供权利诉求通道的意义上才显示它在制度设计上的价值。
1702739397
1702739398
[45]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1702739399
1702739400
[46]参见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载《中国法学》，2008（6），22～48页。
1702739401
1702739402
[47]韩大元教授认为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当法官进行审判活动时发现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有可能违宪时，法官无权进行违宪判断，而应把有违宪疑问的法律或条文提请宪法法院进行审查，并根据宪法法院的审查结果再决定是否继续进行裁判活动。参见韩大元：《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载《法学》，2009（3），4～10页。蔡定剑教授以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相区分的理论为依据，提出中国的宪法司法化方案，即违宪审查权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由最高法院承担宪法诉讼的任务。参见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载《法学研究》，2005（5），110～124页。
1702739403
1702739404
[48]See Larry Cata Backer, “The Rule Of La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deological Campaigns: SangeDaibiao（The‘Three Represents’），Socialist Rule Of Law, and Modern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16（1）Journal.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2006），p. 6.
1702739405
1702739406
[49]在西方违宪审查理论中，素有“政治问题”理论（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通常它也可以表述为政治问题回避原则，是各国宪法审查制度中被不同程度采纳的一项排除性要件，发挥着阻却不合适的政治性争议启动实质性审查的功能。美国司法部门将之作为拒绝审查不具有可裁判性之政治问题（a non-justiciable political question）的理论基础。日本宪法审查理论用“统治行为”来指称这类排除对象。参见林来梵主编：《违宪审查的原理与技术》，8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702739407
1702739408
[50]诚然，关于如何界定政治行为的范围，是一个需要在学理上继续讨论或争论的问题。
1702739409
1702739410
[51]参见陈红太：《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载《政治学研究》，2004（3），1～11页；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10），4～10页；杨晓青：《“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载《环球时报》，2013-05-22。
1702739411
1702739412
[52]所谓“国家统合”就是指如何将构成国家的三要素，即人民、主权与国土有机地整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秩序的统一体。当然在立宪主义背景下，能够发挥统合功能的力量还必须遵循宪政提出的一般要求。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18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702739413
1702739414
[53]昂格尔认为，多元利益集团、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的政治架构以及自然法或高级法观念这三个方面的形成是建成现代意义上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如果缺乏普遍性法律和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一类观念，多元利益集团没有必要产生用法治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愿望。相反，它会偏向于这样的政体，它通过灵活的利益平衡而运作，同时不区分行政与立法，以及司法与行政。在这种政体中，既没有对多数权力的限制也没有本身就值得争取的形式平等概念。这时，只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才可能会限制官方决定的利己主义倾向。无论多么具体，每一个问题在原则上都会根据当时当地政治力量的对比而加以解决。参见［美］R. 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8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702739415
1702739416
[54]林来梵教授认为，在我国宪法中，国体概念发挥着国家统合原理的作用。参见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3），65～84页。笔者认为，与宪法意识形态相比，国体在内容上较为单薄，宪法意识形态不仅包含国体概念的内涵，而且更能涵盖权力事实与规范约束的全部内容。
1702739417
[
上一页 ]
[ :1.7027393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