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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80mm×1 240mm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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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8.75 字数：20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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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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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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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 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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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还不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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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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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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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钟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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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岁月，播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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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岁月，收获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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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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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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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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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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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也有它的“过往”。收入本书的9篇文章，就写作的时间跨度而言，于今已经整10年。《重新发现中国宪法》，作为全书打头的第一篇，也是最早完成的，写作此篇，是在2010年的春夏之交，我当时还是一名学生，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读书，终日所忙的，是阿克曼和阿玛的宪法课。当年隔洋观火，眼看国内同行燃起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之争，动笔写作，属于“忍不住的关怀”。此刻面对书稿，我不敢说这是十年磨一剑。书中9篇，是一篇篇地写出来的：作文有顺产，也有难产；有蓄谋已久，也有随感而发；写出来的，发表后成为铅字，就算不堪回首也要文责自负，还有更多的却没能写出来，有些想法曾在脑海中酝酿多时，但最终却缓慢消失，不着痕迹；当初写作第一篇时，我也未曾想到若干年后会有一本书积累而成。现在回头去看，从写作到最后的出版，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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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书稿时，我把文章分为两类，构成这本书的“方法篇”和“实践篇”。“方法篇”在前，共有5篇文章，它们篇幅较短，严格说算不上论文，更接近学术随笔。这5篇聚在一起，构成“方法篇”，由始至终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作为中国的宪法学者，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的宪法？回头读自己前些年的文章，初出茅庐不知深浅，无知无畏妄谈方法，但也正是在这些“童言无忌”的表达中，隐藏着我做宪法研究的一颗“初心”，在此结集成书，立此存照，将那些幼稚的文字及天真的设想认领在名下，以10年为期，权当一次阶段性的总结，以图重新出发。“实践篇”在后，从原计划中删去了一篇，还余4篇。这4篇，算是独立研究的论文，各有各的骨髓和皮囊。之所以将其统称为“实践”，是从整本书的结构逻辑上来讲的，这4篇论文，虽然所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作为独立研究，它们并行串联，用心是一以贯之的：“方法篇”倡议重新发现中国宪制，“实践篇”则身体力行，要亲手解剖一只麻雀，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整本书读下来，从方法到实践，记录下一位青年学者10年来的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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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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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于我个人而言，从一名学生变为一位老师。如今教宪法课，讲台下已经是00后的新新一代。第一堂课我就讲，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颁行于1982年，而我自己，出生在80头，故而算是这部宪法的同龄人——我和我的宪法，都成长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如歌中所唱，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读一本书，尤其是以当代中国宪制为题的著述，不仅要关照作者个人的学术背景，还要走进其写作所处的历史行程。若如是观，则本书写作所历经的10年，从2010年到2020年，大致对应着我国现行宪法施行的第四个10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八二宪法”既已“三十而立”，那么讲述它的“而立”故事，就是我们这一辈宪法学者注定要承担起的任务。具体到本书的写作，从“方法篇”到“实践篇”，为什么要重新发现中国宪制，其何以必要，又如何可能，也都根源于“三十而立”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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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当年吧，那段虽并不遥远，却恍如隔世的学术岁月。新世纪之初，宪法学界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失败论，“它没宪法”。齐玉苓案好像号角吹响，为中国宪法学送来了“宪法司法化”的先进理论，自此后，“学术洋务运动”浩浩荡荡，要替中国在“世界宪政体系”的版图上谋求一席之地，学者们打着“送法下乡”的旗号，但所做的不过是“教鱼游泳”而已，归根究底，这番欧风美雨的学术努力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逻辑，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本书的写作，拒绝挟洋自重，在当时的环境内反而是反潮流的；人微言轻却非要逆流而动，后生难免心生惶恐，担心被打入另册，甚至被贴上某某“一小撮”的标签。但生于80后，写作在“八二宪法”“三十而立”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一辈无法继续视而不见，面对着“八二宪法”，困惑不可避免，但探索也责无旁贷。所谓重新发现中国宪制，要求我们思考：作为中国的宪法研究者，在研究我们的宪法时，我们要立足在何处，眼光要往哪里看，外向还是内转，瞻前抑或顾后？而在眼界廓定出视野之后，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在宪制研究的眼力界内，我们能发现什么？如果在观察上有所见，那么我们能否进而在理论上有所得？看见了，我们能否讲出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还是会因现存语料库的不适配而失语？关于上述疑惑，本书在“方法篇”谈了些主义，又在“实践篇”埋头扎根于三五道问题，若是要展示本书的理论贡献，也就在于这点微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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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以为序章”，是在书稿编定后，我经过反复斟酌所选定的书名。严格说，这六个字之于全书，多少有“以偏概全”之嫌，它无法担当起整本书的理论主线，从始至终贯穿起各个章节。现在回头看，本书写作时，关于何谓宪制，我的理解大多是在空间／地理维度内展开的，研究案例各不相同，但宪制之用，却不离其宗：之所以要宪制，是为了实现寓多元于一体的政治统合，而在中国，宪制不仅有其需求，而且是必需的，宪制所规定的，是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存在方式，是非如此不可的必然之法。相较而言，宪制在时间／历史进程内的展开，也即政治是如何在立宪架构内起承转合的，并不是整本书的焦点所在。在动笔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个问题，只是到了将文章结集时，我才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简言之，宪制的时间性，于我而言，有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思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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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时间”？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宪制秩序来说，“时间”都并不是简单的尺度、苍白的背景、空空如也的过程。当我们在讨论“时间”时，它不是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当下过去，又一个当下随之而来，宪制就其生成而言，是延展在时间之流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宪制，都可以在其历史叙事中捕捉到它的时间韵律，都有自己的起承转合、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具体去分析，它们是各美其美的，并不是天下一家。比如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时间中，“新”与“旧”之间如何形成关联？“新”从何而来，“旧”何以告终？若聚焦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承转，正统叙事是如何讲述新旧之间的，究其主旨基调，是意在构建连续的继往开来，还是为了凸显断裂的破旧立新？以上所问，都属于国之大事，事关宪制根本，如要做历史性的决议，能下定论的唯有政治斗争及共识一途，无关乎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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