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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之难，如果同美国早期宪法实践加以对比，顿时可以看得更真切。“‘自我分裂的房屋，不可能站立起来’，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远一半奴隶制，另一半自由制地持续下去……它将会变成要么全部是奴隶制，要么全部是自由制”，(384)这是林肯在1858年经典演讲《分裂之屋》中的核心判断，短短几句话概括出了美国面对的宪制难题。1787年的立宪者，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确立了“一国两制”的宪制安排：北方自由制，南方奴隶制。到林肯发表《分裂之屋》演说时，这种在一国内两制相杀的局面已延续了70年，为什么到了1858年，林肯会认为这种“一国两制”的政治不可能长存，最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不是北方吞并南方，就是南方压倒北方，“自我分裂的房屋，不可能站立起来”？这就是问题：比较林肯和邓小平的政治判断，为什么美国的“一国两制”最终要定于一，而我们的“一国两制”构架却能维持长期不变呢？应当承认，如此简单地进行中美之间的比较，遮蔽了真实的历史语境，甚至连问题都算不上严肃的学术设问，所以以下的讨论不是为了探求答案，只是接入美国宪法的某些背景，打开此前被忽视的某些面向，拓展我们对本国宪制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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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首先可看出，美国的“两制”在一国之内始终是等量齐观的，大致归结为南北问题；不仅如此，在美国建国宪法秩序内，甚至连国家的存续都取决于两制之间的势力均衡可否得到维系。而我国宪法框架内的“两制”，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香港在回归后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但只是特别行政区。既然有特别，当然就有一般。这个相较于香港特区的“一般”，就是有着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面对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同志就阐释过这种主流和支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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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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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了两制在一国内的关系：在法律上未必有等差，但在现实政治和国家发展战略中却有主次之分。两制之间虽然“和平共处”，(386)但借用著名的井水河水论，(387)资本主义始终是“小地区”和“小范围”内的存在，无论香港抑或澳门，都是特别行政区之“井水”，而中国的主体，也即十亿人口的内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是为“河水”。两制在一国内的实力差异，是中美宪制的第一个重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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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观察，第二个区别也不难发现。美国的两制，即自由制和奴隶制，是相互敌对的，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完全站在现代性的对立面。这两种正邪立判的社会制度，又以南北之间的地域分割共存在一个政治民族内，整个共同体的存续甚至也要指望着动辄就会倾覆的势力均衡，最终的结局也只能如林肯所言，两制迟早要并为一制。而在我国宪法的框架内，两制之间诚然有区别，否则“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也就不需要了，但即便有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是走向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道路。也是在1984年，邓小平在另一场合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388)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时，邓小平给出了更有所指的判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389)从以上这些论断可以看到，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国际局势背景下，邓小平同志的基调是两种制度在对立中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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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这种战略思维及对和平和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判断，也不会有“一国两制”构想的落地。1984年是农历鼠年，邓小平在春节前后视察深圳经济特区，返京后特别提到蛇口工业区令他印象深刻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390)也是在这次南方视察后，中央迅速做出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策。不夸张的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取资本主义之所长同时避其所短，是邓小平在1984年前后思考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关头，香港问题摆在邓小平面前，才因此有了“一国两制”这一发端于台湾问题的设想首先被运用在香港的创举。也正是因为香港当时相对于社会主义一盘棋所具有的空前历史地位，才有了邓小平“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以及这句现在经常为我们忽略的判断：“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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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两制之间实力有差，性质有别，还有基于此所造成的如何处理两制之间关系的宪制架构问题。在美国内战前，如何控制南北之间的制度冲突，构成了美国宪制的根本问题，说得更准确些，南北之间围绕着奴隶制问题在主权归属上的斗争构成了美国早期宪制。如林肯就职总统后的历史进程所表明，南北之间一旦因两制的冲突而决裂，那个由宪法所聚合的国家也就分裂了，真正让美国重新统一的，是战场上的血与火。如此说来，在美国的“一国两制”时代，是两制构建并构成了一国——这个自号为“合众国”的国家。但在我国宪法框架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制却并非如此，无论基本法、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制、甚至连同“一国两制”的构架，其正当性都来自1982年宪法的普通一条，也即第三十一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在我国宪制架构中，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无一国，两制也就无从谈起。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言，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是“五十年不变”，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主体部分则是“最大的不变”，是十亿人口大陆的“永远不会改变”。(391)就此而言，香港问题再大，也只是中国香港的问题。不可能超越一国来谈两制，只要国家整体的宪制保持不变并维系正常运转，则两制之间的具体关系怎么安排，都可以回到宪法及基本法找寻答案，并不需要打破宪法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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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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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爵士访问北京，并出乎意料地得到邓小平的接见，据说双方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对这位超过一米八的访客讲过一句话：“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392)从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可以想见，“一国两制”学说之提出，是为了解决台湾，以及香港问题，但并不因此就降格为一种局部的地区性学说，仅覆盖五百多万人口的香港，究其根本，它是一种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语境内的国家学说，事关十多亿人口的全局。要真正理解“一国两制”，我们应站在邓小平的立足点来想问题，对于邓小平同志来说，“一国两制”之所以重要，主要不是它可以保证深圳河以南那方水土继续繁荣稳定——当然这一点也很重要，而是因为两制中的另一制即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学者从概念出发，仅由深圳河以南的视角来解读“一国两制”学说，但邓小平却首先并主要是站在全国一盘棋的现代化建设语境内来构想“一国两制”的。历史留下一处其实不难发现的线索：邓小平在谈“一国两制”时往往内外有别，面对外来的宾客，他把谈话重点落在两制的“一方面”，即小范围内存在的资本主义，但在对自家人关门讲话时，他从来都不忘甚至很多时候更加强调两制的“另一方面”，比如1987年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邓小平同志就特别指出：“‘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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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五十年不变”何以是国家发展战略，我们不妨回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1984年。那年10月，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这样总结自己的1984：“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394)读《邓小平年谱》的1984年条目，这位80岁的老人整年不辞劳苦，几乎没有间断地会见来自五大洲的外宾。在这些外事谈话中，邓小平不厌其烦地对外表达一个中心思想，(395)就是我们所讲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800美元，把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看来很渺小，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却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目标”。(396)第二步，建立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时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一心一意搞建设”，可以说是理解“一国两制”最初得以提出的时代背景，也只有回到这个语境，我们才能理解“五十年不变”不仅是对港人的郑重承诺，对于中国主体部分而言，它是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而存在的。为什么邓小平把开放沿海14个城市同解决香港问题相提并论为1984年的两件大事，很大程度上是要在中国主体内再造几个社会主义的“香港”，“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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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繁荣和稳定的香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国一盘棋，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此没有必要详述香港当时的经济成就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只要看一下《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的第七项，“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能察觉香港当年对内地经济建设的意义所在。之所以拿这一项来说事，是因为仅从文本表述上来读，它不是一种规范性的表达，如香港“应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用了一个现状必定会延续至未来的事实性判断。这一点推敲起来并不寻常，因为我们可以对未来承诺，但无人有能力规定并书写历史——到了基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这项对港政策在文字表达上就被调整为一种规范性的法言法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从“将”到“以”，一字之别，就折射出繁荣且稳定的香港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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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的特区，对于中国主体部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不仅是我们今天回头看时做出的推断，也见于当年主事人的言行举止。在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在论述为什么五十年时就这样讲过：“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请注意，在论述为什么“五十年”两制并存时，邓小平至少在这个语境内是把落脚点放在“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上的。《中英联合声明》已正式签署，在香港问题阶段性尘埃落定的历史时刻，邓小平是将国家对港政策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连在一起讲的：“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邓小平显然意识到，要让外人相信“五十年不变”，最好是要展示出这一政策是事关全局的，它源起于香港问题，却以整个中国为背景，“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398)也只有基于这个中国背景，我们才能发现并且进一步理解为什么香港问题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保持着某种神奇的同步：首先是到1997年的世纪末，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内地应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到了“五十年不变”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即2047年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说孤证不立，那么我们还能看到，邓小平曾多次阐释过“五十年”的根据在于中国背景，“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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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旨在论证：“五十年不变”不仅是写在基本法内的宪制规范，也不仅是安定香港人心的政治承诺，同时也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存在的。回到改革开放之初，贫穷的社会主义大国需要一个繁荣且稳定的香港，而香港问题也恰在这个历史阶段摆到政治议程上，如此才有了“一国两制”的政治保险期——“五十年不变”。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十年不变”，所关切主要是香港对于中国的价值，尤其是对中国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当然，这个问题一旦摆出来，容易造成三种误解，有必要加以简要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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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的发展需要香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离不开香港，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对中国主体部分仅有工具性的价值。纵深地看，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也曾指示“使香港为我所用”。(400)在九七大限将香港问题摆上政治议程之前，“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一直是国家对港的基本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对于国家来说就只是下金蛋的鸡。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如果邓小平所算的只是经济账，也许继续“暂时不动香港”的政策才是合乎理性的。英国人一开始也是企图通过打经济算盘来引导双方谈判，包括“以主权换治权”的抛出，背后盘算的也是经济账。但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政治账，邓小平在1982年9月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就已划定了谈判的底线：“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英双方外交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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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香港再重要，甚至没有香港就不行，并不意味着有了香港就能行，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指望着只有500万人的东方之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初见撒切尔夫人时也讲得很清楚：“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401)邓小平同志当时这么讲，首先当然是要打破英国人的幻想，不要妄图用香港的繁荣稳定来顽固地要求维持现状；不仅如此，还要相信港人有管好香港的能力，没有这点信念还谈何高度自治？！(402)但听其言而观其行：既然“人们议论最多的是”香港的繁荣有助于中国的四化建设，甚至四化建设之成败取决于香港，我们今天回头看，也不能对这种错误一笑了之，而要意识到，这种观点在当时之所以出现，绝不是有关人士很傻很天真，它恰恰反映出一种并非自轻自贱的社会心理和认知，背后还是其时香港和内地真切实在的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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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此前之所以未能意识到“五十年不变”是基于国家全局的决策，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用今时今日的两制来理解那个距今已有历史间距的20世纪80年代，只能雾里看花。但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认为“五十年不变”就真的可以冻结现实，这个承诺之做出，就是为了深圳河南北的两个部分都能有更好的发展，不仅内地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也包括“香港明天更好”。时间到了1998年7月1日，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香港面对亚洲金融风暴袭击而能保持大局稳定，江泽民主席在回归周年庆典上是这样讲的：“香港的命运从来就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这有力地证明，伟大的祖国是香港的坚强后盾。”(403)十多年后话语上显而易见的差异，所表明的不是“五十年不变”作为政治承诺未落到实处，而是“五十年不变”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取得了为实践所证明的成功，但也正是这个成功，使得坐享成功果实的我们忘记了历史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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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法的政治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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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宪法都有自己的时间观，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也不例外。阅读基本法，序言开篇就是一段在时间维度上组织起来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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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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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句话，密集分布着5个表示时间点或段的词语，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开启基本法的历史叙事。正是有了这个从“自古以来……”、到“一八四〇年……以后……”、再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时光三部曲，“一国两制”的宪制安排才能得到恰当的安放，也才能顺理成章地引出基本法的规范体系。一旦为基本法所记取，那么如“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这样的时间点，就不再是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而上升为历史的和政治的时刻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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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做提示，“五十年不变”要面对基于民主理据的正当性追问，不是说好要高度自治吗，为什么又讲“五十年不变”呢？将某些制度和生活方式事前规定为长期不可变，难道不是对高度自治权的高度限制吗？这种追问从民主逻辑的融贯出发，可以说是合理的，但如果说我们的讨论至今为止表明了什么，那就是在现实政治中，从来没有哪股政治力量用民主的理论武器来批判“五十年不变”的承诺，甚至连逢中必反的“港独”分子，也没有嫌“五十年”太久，只争朝夕，自觉也可能是不自觉地要把未来之变寄托在50年之后，这难道不比任何学术论证更能说明问题吗？！就此而言，仅从书斋里的学术逻辑来论证“五十年不变”是或不是民主正当的，这种路数看似合理，却不合乎情理，我们必须同时思考为什么无人从民主理论上质疑并在现实政治中挑战“五十年不变”，这种政治现象说明了什么？站在宪法教义学的立场上，既然“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变”是同时写入基本法的（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我们也不能无视文本规定，而仅凭概念逻辑来放大这个看似互搏的矛盾，而应该思考“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变”在基本法秩序内是如何在对立中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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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我们要从基本法的文本、结构和历史出发，把握并表述出一种内在于这部宪制性文件及“一国两制”构架的政治时间观。(404)要在这一思路上有所突破，就不应老调重弹：很多研究逗留在港人治港这个“谁的民主”的问题，但学术的越辩越明有时反而会制造现实政治的身份分歧，在基本法实施20周年后，我们的思考也许要从追问“谁的民主”演进至“何种民主”了，即基于基本法文本和历史，探索这部宪制文件为香港政治规定了什么样的民主架构。当然，我的思考只是初步的，也是局部的，抛砖引玉绝非自谦的姿态，而是一种自我壮胆和打气，“不是划得漂亮，而是向前划，水手们！”(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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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的比较：美国宪法的政治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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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美国宪法做简单的比较，之所以舍近求远，首先是因为美国宪法之“超稳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宪法时间的典范案例。既然本部分的论证仅限于展示出一种具体的宪法时间结构，不放任抽象的论题继续抽象下去，以美国宪法的历史为观察对象也亦无不可，只是要长话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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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制定于1787年费城会议，在自此后两个半世纪内，仅增修27条修正案，至今仍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法。考虑到美国立国后两百多年天翻地覆，一部起草于马车油灯时代的宪法竟然管到了人工智能的新纪元，可谓是“细思恐极”的政治奇迹。想一想，即便是再有革命壮志的制宪代表恐怕也不敢奢望，他们写在羊皮卷上的法典可以跨越两个半世纪之久，毕竟严格推敲起来，这些革命者在费城的所作所为就是废除了本国第一部“宪法”——1781年的《邦联条款》，谁能保证子孙后代不会从行为上效法他们，主张时移世异，新法当立呢？正如那位因出使法兰西而未在费城会议上登场的杰斐逊所言，每19年应当重新立宪，任何超出这个时段的宪法，都将成为祖宗成法的统治。(406)但即便如此，读美国宪法之序言，穿越由一连串“为了（in order to）……”制造的文本迷雾，序言的主干就是“我们人民……制定并确立了这部宪法……”，以保证“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ourselves and our posterity）”得享自由之恩赐。仅从这句序言来看，美国立宪的时间结构就是，建国时刻的立宪者为子孙后代确立不可轻易变革的根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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