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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关于西部大开发这一宪法性决策的过程，可参见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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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美国历史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克森就曾这样来形容过林肯，参见George Fredrickson，Big Enough to Be Inconsistent：Abraham Lincoln Confronts Slavery and R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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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正文中所述学者的观点，可分别参见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78—283页，第273—278页；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德]韩博天：《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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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See 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Expanded E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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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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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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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Sunstein，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Cass Sunstein，“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reements，”Harvard Law Review，vol.108，pp.1733-177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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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现代宪法学往往只设定国家统一和国家分裂两种结果性状态，这种非此即彼的对比实际上是在预设，一个政治共同体要么是处于分裂、内战或生存危机的“例外状态”，要么就是国家统一的常规政治，而基本上忽略了政治整合这样一个过程性的概念。在我看来，宪法学者其实无须自问自答地讨论我们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宪法时代，政治整合和国家建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宪法历史不可能终结在任何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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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分歧在现实政治中不重要，也不是说它在宪法理论中不重要，只是说在此处的论证中不构成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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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从理论上区分四种政治议题，第一种是在制宪时即已取得高度共识的议题；第二种是在制宪时无法形成共识，但又不可能回避，因此只有在宪法文本内做模糊化的表述；第三种是可以留待时间和未来解决的议题；第四种则是不需进入宪法决策过程的常规政治问题。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类，即宪法审议的层次（levels of constitutional deliberation），可以参见Keith Whittington，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Divided Powers and Constitutional Mean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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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我在正文中基本上没有处理中国宪法中的政党—国家结构问题，但应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实际上承担着最基本的政治整合功能。一个相关的论述，可参见邹谠《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载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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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关于voice、exit和loyalty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论述，可参见Albert Hirschman，Exit，Voice 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 an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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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可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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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新物质技术的出现可以推平时空的差异性。例如，高铁一方面让社会时间得以提速，另一方面也使得空间在缩小。互联网的普及实际上也推平了原有的以省为单元的政治信息传播和沟通结构，可参见田雷《跨省监督：中国宪法体制内的表达自由》，《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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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例如参见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关于这一类问题的正当性与理论挑战，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参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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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Daniel Bell，“What China Can Teach Europe，”The New York Times：Sunday Review，Jan.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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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例如，汪晖近期也提出了“中央的整合能力”与“地方的适应能力”，参见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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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例如参见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Wiley-Blackwel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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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See 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Farrar，Straus & Giroux，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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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关于这一命题的精彩论述，可参见张翔《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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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在美国宪法语境内的一种相关思考，可参见Michael Dorf and Charles Sabel，“A 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Experimentalism，”Columbia Law Review，vol.98，pp.267-47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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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关于宪法概念原意的一个探讨，可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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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See Akhil Reed Amar，“Some New World Lessons for the Old World，”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58，pp.483-51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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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一个相关的讨论，可参见Sanford Levinson and Bartholomew Sparrow，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03-1898，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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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参见Jack Goldsmith and Daryl Levinson，“Law for States：International Law，Constitutional Law，Public Law，”Harvard Law Review，vol.122，pp.1791-186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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