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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庋集徐道隣先生的法政类著作2部和论文、评论25篇，以《徐道隣法政文集》之名刊行。其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专著，收入先生的《中国法制史论略》和《唐律通论》二书，下卷为论文和评论，选择先生去世后王靖献（杨牧）博士编辑的《中国法制史论集》中的代表性文章为基础，另增补散见于其他刊物的重要文章而成。本书后附有《徐道隣先生著述目录》，乃在张吴燕美女士所辑目录（收入《中国法制史论集》）基础上校核、增订而成。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和译者等因素，徐先生的博士论文等外文著述此次没有收入，期待以后有机会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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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辑，得到徐道隣先生的女公子徐小虎教授的慷慨授权和温言勉励，刘猛博士共同编辑校雠，劳心劳力，刘俊宇、张一民、黄茜、谢晶、章晶、张晓泽等诸位学友或复印珍贵资料，或提供联络资讯，责任编辑方洁女士一如既往支持，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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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书纪念徐道隣这位“寂寞一生，从未得意”的杰出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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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2016年10月8日于清华明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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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新民：《惊鸿一瞥的宪法学彗星——谈徐道隣的宪法学理论》，收入《公法学札记》，21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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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道隣：《二十年后的申冤》，收入徐道隣编述、徐樱增补：《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37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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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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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论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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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叙言一、春秋及战国二、汉三、魏晋及南朝四、北朝及隋五、唐六、五代七、宋八、辽金元九、明十、清十一、历代律令名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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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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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照事实的说明，写中国法制史，似乎确实是一件难事。二三十年来，出版问世的，一起不过五六本，而多半不合需要。它们一般的缺点，是略其所应详，而详其所可略。二三十万字，八九十万字的书，对于两汉的春秋折狱，魏晋间的肉刑之议，宋神宗时王安石、司马光等关于自首的论战，有的只是略略提起，有的简直连提起过都没有；但是它们却讨论到汉朝有没有“格”，元朝有没有“例”，和春秋时代有没有“律师”和“证人”的制度。它们详于田粮货币，而把官制官规忽略了。尤其是它们都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讨论，而大多只是一朝代一朝代，一件事一件事的平铺直叙，没有提纲挈领，没有指出重心。初学者读过之后，但觉万花扰眼，而没有得到一个成形体的印象。而且错误也非常之多：一生反对肉刑的孔融，和父子两代主张肉刑的陈群，硬被派成了同志；苏子由有句诗：“读书万卷不读律”，因而竟有人说东坡“对于此道全是外行”（实则东坡对于法律甚是内行），却忘记了子由下面还有一句，是“致君尧舜终无术”！有人把Machiavelli写作Michiavelli，因而译为“米奇维里”的；北魏常景议律，是在正始元年（504），有人把它提前到太和十九年（495）；太和五年（481），高闾所修的律，被人写在正平元年（451）高允的账上；明朝的六赃和唐朝的六赃，中间大有分别，而谈者竟忽略过去；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的“申明刑统”，和太祖建隆四年（963）的“重定刑统”，明明是两部书，而被人当作了一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写中国法制史，真如是其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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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知学识浅陋，又兼目前在台湾不易找参考书，哪里敢妄谈著作。只因为这一门学问之重要，和这一门书籍之缺乏，又经不起朋友的鼓励，乃大胆写成此一小书。不知能使读者对于我们过去的法制源流，遂稍知其大略否？对于如何鉴往以知来，也稍微多得一些理解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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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本小书里的叙述和论断，有许多地方，和别的书不同。我没有一一的举出来加以解说。因为对于研究法制史的，他们略翻原始材料，是非马上自明，无须我在此叨叨。对于不是研究法制史的，在一些琐碎的小问题上，打考据官司，在他们面前啰嗦，我认为不须要也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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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一定不少粗心和误解的地方，希望读者多多指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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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2日 徐道隣识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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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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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制度，可分两个时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室命沈家本伍廷芳等，参照外国法律，改定律例，是中国法律欧化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以前，是中国固有法律制度的一个很悠长时期。我们现在要叙述的，就是这个时期里的中国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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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律制度，若是从周秦说起，到了清末，前后不下两三千年。时间虽长，但是它有非常健全的发展，很灵活的适应了和控制了这个时期的社会。最可注意的，它和很多的其他文化系统不同，它始终维持了非常高度的纯一性（Homogeneity），它所受的异族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所以在中国许多文化产物中，都有名种时期或朝代的特色，而中国的法律系统，是始终维持其一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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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叙述制度时，同时检讨其在思想上的依据，有时谈到思想，则先考究其在制度上的影响，不然，或为空虚之谈，或属偶然之事，治史学者所不取也。至于叙述的体裁，在各朝代中，择取其最重要及最具代表性之事实述之，如讲律书内容则取唐，讲辩狱则取宋，讲官制官规则取清，这样采取重点（Schwerpunkt）的方法，在写法制史，还是尝试。是否适当，仍待读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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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770B.C.—404 B.C.）及战国（403B.C.—221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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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史材料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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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一个民族，经由原始社会，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必定有它的一套法律制度在发生作用。因之所有民族的原始法律，都有它们的共同和类似之点。关于原始法律的研究，是社会学、民族学、法律哲学的，而不是法律学的课题。有些治中国法制史的，每每喜欢从“法”字、“律”字的研究开始，而去在《易经》、《说文》等书上去下功夫。这是以不适当的工具，从事于不必要的工作，做起来很勉强，结果并无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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