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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私作斛斗秤度条：“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笞五十。因有增减者，计所增减准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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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校斛斗秤度条疏：“校斛斗秤度，每年八月，诣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官校，盖印署，然后听用。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秤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两，十六两为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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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盗毁天尊佛像条：“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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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发冢条：“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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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国忌作乐条：“诸国忌日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私忌减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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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得宿藏物条：“得古器（谓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形制异于常者），而不送官者，准所得之器，坐赃论减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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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禁，私度关条：“诸私度关者（无公文），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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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禁，不应度关条：“诸不应度关而给过所（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不合辄给过所），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各徒一年，即以过所与人，及受而度者，亦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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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二十几条条文，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选择，已可看出户籍警察、交通警察、营建警察、水利警察、卫生警察、山林警察、经济警察、宗教警察、古物警察、边界警察这些观念，在当时不但存在，并且是很发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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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朝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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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司法制度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点之一，即法官对于其断案之曲直，负有绝对之责任。唐律中，无罪之人被判罪，谓之“入罪”，有罪之人被放纵，谓之“出罪”。其处罚的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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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诸官司入人罪者（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锻炼成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谓增减情状之徒，足以动事之类。从重出轻），各如之。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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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法官裁判，故意违法的，皆随其所判得罪；就是以过失而误判的，也要减等论罪，而不能诿谢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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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处各级裁判机关之管辖权，则“徒断于州，杖断于县”，是一般地方上的管辖范围。徒刑以上归大理，其下由京师法曹参军事与诸司断之，是京城里的管辖范围。县申州，州申省（刑部），是一般“覆审”的程序。凡鞫大狱，特召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大理卿同案之，谓之“三司使”，是一种特别法庭。邀车驾，挝登闻数，上议请裁[91]，廷讯御审，是一种非常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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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应言上而不言条：“杖罪以上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断徒，申省覆审。大理寺及诸州断流以上，皆连写状申省。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即封案送。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断狱，死囚覆奏报决条）疏：“死罪囚，奏画已讫，应行刑者，皆三覆奏讫，然始下决。即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这就是说，杖罪以下断于县，一审即可执行。徒以上罪断于州，必定要经过一次的“覆审”。流以上罪，必须经过“申奏”，而死罪必须“覆奏”三次，和奏准了之后，再过三天，才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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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刑狱之制，非常薄罚而慎杀。累犯笞杖，决之不得过二百。累犯流刑，流不过三千里。累犯流徒，役不过四年（名例，犯罪已发条）。死刑不出绞斩，废除过去种种不人道的酷刑（名例，死刑二条）。缘坐入死，限于父子，再无族诛之事（贼盗，谋反大逆条）。而其笞杖的粗细长短，有一定的限制。[92]背、腿、臀分受，有明白的说明。[93]捶人而滥施大杖，徒流应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都有严格的制裁（断狱，监临以杖捶人条，徒流送配稽留条）。而且秋分以前，立春以后，正月五月九月（断屠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至三十日（禁杀日），皆不得决死刑。一年之中，能杀人的，算起来一起还不到八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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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于狱讼之淹迟不决，也想过控制的办法。一般的规定：职制，稽缓制书条，“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狱案，办定须断者三十日程。其通判及勾，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速，不在此例。”后来宪宗元和四年（809），敕“刑部大理，没断罪囚，过为淹迟，足长奸幸。自今已后，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覆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过七日。如有牒外州府节目，及于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报牒到后计日数。被勘司却报不得过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报牒月日。牒报都省及分察使，各准敕文勾举纠访。”穆宗长庆元年（821），牛僧孺奏：“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状所犯十人以上，所断罪二十件以上为大。所犯六人上，所断罪十件以上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断罪十件以下为小。其或所抵罪状并所结刑名并同者，则虽人数甚多，亦同一人之例，违者罪有差。”[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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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徒以上罪，不断于县而断于州府者，因为州府都设有专门司法幕僚：州有司户参军事及司法参军事，上中州各二人，下州各一人；府有户曹参军事及法曹参军事，上中府二人，下府一人。户曹及司户参军，“掌判断人之诉竞，凡男女婚姻之合，必办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法曹及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唐六典卷三十）。可见当时民事和刑事，不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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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于司法人才的选拔，也很注重。当时每岁的贡举，都有“明法”一科。考试的项目，是试律令各十帖，试策共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自七以下为不第（通典卷十五）。比起“明经”、“秀才”各科，都有甲乙丙丁四第者，可说是选拔的标准，更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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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是唐朝法律制度的大概。至于实际上执行的情形，是否和制度的理想，能相去不远，这就要看整个的政治情形为断。大体说来，太宗（627—849）代宗（762—879）宪宗（806—820），都是宽仁恩恕之君，这时候的司法情形，都是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的。武后（684—705）最称滥刑，天下之人，为之侧足。玄宗（712—856）初尚宽仁，晚年屡兴大狱。懿宗（860—873）以后，无可称述者矣。[95]沈家本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策具在，徒虚器耳。”（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卷四，页三）这句话更说中了任何时、任何地，整个“法制”和“法治”的关键所在，更不限于唐朝一朝，或中国一国的法制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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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代（90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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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司法的制度虽然中衰，但是无害于“律疏”本身的完美，它确实是称得起“捐彼凝脂，敦兹简要，网罗训诰，研核丘坟，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96]无怪乎唐亡之后，天下五易其主，而一代一代的差不多全都是捧着唐律作为他们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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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9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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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祖（朱温）称帝之后，曾经修改过唐朝的法律，和焚毁过唐朝的法书。旧五代史刑法志载，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御史台奏“本唐朝法书，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今见在三司收贮刑书，并且伪廷删改者。兼伪廷先下诸道，进取本朝法书焚毁”云云，可见一斑。又载高祖开平三年（909），诏李燕萧顷等删定律令格式，四年（910）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上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见五代会要（卷九）。宋史艺文志有梁令三十卷，梁式二十卷，梁格十卷，而不言律及律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后梁所用的“律”和“律疏”，根本就有唐朝遗下来的原本，所以不予以重复的记载。前所云删改事条，当时大概皆以格敕行之，而不一定要对律和律疏，加以删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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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92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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