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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刑狱之制，非常薄罚而慎杀。累犯笞杖，决之不得过二百。累犯流刑，流不过三千里。累犯流徒，役不过四年（名例，犯罪已发条）。死刑不出绞斩，废除过去种种不人道的酷刑（名例，死刑二条）。缘坐入死，限于父子，再无族诛之事（贼盗，谋反大逆条）。而其笞杖的粗细长短，有一定的限制。[92]背、腿、臀分受，有明白的说明。[93]捶人而滥施大杖，徒流应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都有严格的制裁（断狱，监临以杖捶人条，徒流送配稽留条）。而且秋分以前，立春以后，正月五月九月（断屠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至三十日（禁杀日），皆不得决死刑。一年之中，能杀人的，算起来一起还不到八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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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于狱讼之淹迟不决，也想过控制的办法。一般的规定：职制，稽缓制书条，“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狱案，办定须断者三十日程。其通判及勾，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速，不在此例。”后来宪宗元和四年（809），敕“刑部大理，没断罪囚，过为淹迟，足长奸幸。自今已后，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覆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过七日。如有牒外州府节目，及于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报牒到后计日数。被勘司却报不得过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报牒月日。牒报都省及分察使，各准敕文勾举纠访。”穆宗长庆元年（821），牛僧孺奏：“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状所犯十人以上，所断罪二十件以上为大。所犯六人上，所断罪十件以上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断罪十件以下为小。其或所抵罪状并所结刑名并同者，则虽人数甚多，亦同一人之例，违者罪有差。”[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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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徒以上罪，不断于县而断于州府者，因为州府都设有专门司法幕僚：州有司户参军事及司法参军事，上中州各二人，下州各一人；府有户曹参军事及法曹参军事，上中府二人，下府一人。户曹及司户参军，“掌判断人之诉竞，凡男女婚姻之合，必办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法曹及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唐六典卷三十）。可见当时民事和刑事，不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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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于司法人才的选拔，也很注重。当时每岁的贡举，都有“明法”一科。考试的项目，是试律令各十帖，试策共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自七以下为不第（通典卷十五）。比起“明经”、“秀才”各科，都有甲乙丙丁四第者，可说是选拔的标准，更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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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是唐朝法律制度的大概。至于实际上执行的情形，是否和制度的理想，能相去不远，这就要看整个的政治情形为断。大体说来，太宗（627—849）代宗（762—879）宪宗（806—820），都是宽仁恩恕之君，这时候的司法情形，都是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的。武后（684—705）最称滥刑，天下之人，为之侧足。玄宗（712—856）初尚宽仁，晚年屡兴大狱。懿宗（860—873）以后，无可称述者矣。[95]沈家本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策具在，徒虚器耳。”（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卷四，页三）这句话更说中了任何时、任何地，整个“法制”和“法治”的关键所在，更不限于唐朝一朝，或中国一国的法制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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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代（90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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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司法的制度虽然中衰，但是无害于“律疏”本身的完美，它确实是称得起“捐彼凝脂，敦兹简要，网罗训诰，研核丘坟，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96]无怪乎唐亡之后，天下五易其主，而一代一代的差不多全都是捧着唐律作为他们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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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9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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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祖（朱温）称帝之后，曾经修改过唐朝的法律，和焚毁过唐朝的法书。旧五代史刑法志载，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御史台奏“本唐朝法书，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今见在三司收贮刑书，并且伪廷删改者。兼伪廷先下诸道，进取本朝法书焚毁”云云，可见一斑。又载高祖开平三年（909），诏李燕萧顷等删定律令格式，四年（910）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上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见五代会要（卷九）。宋史艺文志有梁令三十卷，梁式二十卷，梁格十卷，而不言律及律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后梁所用的“律”和“律疏”，根本就有唐朝遗下来的原本，所以不予以重复的记载。前所云删改事条，当时大概皆以格敕行之，而不一定要对律和律疏，加以删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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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92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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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李存勖）本来自认为是唐朝的中兴，所以称帝不久［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就敕定州节度使，所库藏的唐朝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写副本进上。三年（925）二月，刑部尚书卢质[97]纂进“同光刑律统类一十三卷”，这大概是唐律以外，一种适应当时需要的编纂。明宗天成元年（926），御史大夫李琪奏请“废伪梁之新格，行‘本’朝之‘旧’章”。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又奏，“开元朝与开成，隔越七帝，年代既深，法制多异。若将两朝格文并行，伏虑重叠舛误。开元格（737）多定条流公事，开成（838）关于刑狱，今欲且使开成格”（见五代会要）。明宗长兴四年（933）龙敏张鹏等又奉敕详定“大中刑法统类”[98]，所指大概就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刘琢等编修的“大中刑法统类”。[99]凡此种种，都可见后唐一代，是完全继续承用唐朝的律令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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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93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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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石敬瑭之承用唐律，有两个明证。五代会要（卷九）说：“天福三年（938，高祖），中书门下奏，伏睹天福元年（936）十一月敕，唐明宗（926—933在位）朝，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此其一。五代史刑法志，开运三年（946，出帝）十一月，左拾遗窦俨疏：“臣伏睹名例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云云，所引用的，正是唐律疏的文字，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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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94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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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刘知远）的天下，前后不到四年（947—950在位），始终没有脱离军事时期。史书上没有修订律令一类的记载，大概是因为当时也没有这一类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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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95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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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郭威，951—959）在制法上，比较前四代都有贡献。五代史刑法志说，世宗（柴荣）显德四年（957），中书门下奏：“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100]，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后唐以来至汉末编三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方属盛明之运，宜申画一之规”，于是命张湜，剧可元等编集刑书，五年（958）七月奏上，“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欲请颁布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可见后周时，唐朝的“律疏”和“令”和“式”，依旧的有效，另外则有一部“刑统”。而刑统也是以唐律的律文为主，不过对于疏文，则有增有减，另外则把一切格敕禁令常科，凡是有关的，一一编纂在一起，完成了一次大清理。只有这四种法书——唐律疏，唐令，唐式，大周刑统——有效，此外则一切过去的格敕等等，一律不得引用。这个办法，不但是后来宋朝以“唐律”、“刑统”并用的先河，也间接的开启了明清两代把“律”和“例”混合编纂的办法。这一个研究到历代法令名称及编纂的问题，当于下面（附录）另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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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宋（960—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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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用唐律，“刑统”及“编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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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三百年间（960—1279），施用的成文法律，凡有三种。一是唐朝的律令格式，一是“刑统”，一是历代的“编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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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沿用唐律，明载于《宋史·刑法志》：“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王应麟玉海（卷六十六）载，（仁宗）天圣四年（1026），孙奭言，“诸科唯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举人难得真本习读。诏杨安国赵希言等校勘，至七年（1029）十二月毕，镂板颁行。”所说的律，就是唐律，疏就是律疏。玉海又说，“孙奭言，准诏校定律文及疏。律疏与刑统不同。本疏因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尽引疏义，颇有增损。今校为定本，须依元疏为正。其刑统衍文者省，阙文者益。以遵用旧典，与刑统兼行。”可见宋朝施用的唐律，不但是包含在刑统内的律，而是真正唐律疏的原本。天圣以前，在理论是如此，天圣以后，经过孙奭的订正，把律疏原来的面目全部恢复，事实上也是如此了。宋史职官志也说：“凡断狱本于律。律所不该，以敕令格式定之。”事实原很明白。而有人说唐律在宋朝，实际上已不再使用，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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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统”的编制，玉海（卷六十六）说：“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有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天福编敕，周广顺类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太祖）建隆三年（962），明法张自牧上封事，驳刑统不便者凡五条。诏下有司参议。”、“四年（963），工部尚书窦仪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乃命仪与苏晓等同撰集。凡削出令式宣敕一百九条，增入制敕十五条，又录律内‘余条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于名例之次。并目录成三十卷。”（原注：刑统凡三十一卷，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二条，并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三，起请条三十二[101]）太宗端拱二年（989），诏赐宰臣刑统各一部，诏中外臣僚，常读律书。（仁宗）天圣七年（1029），孙奭奉诏校定刑统。[102]玉海（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令国子监重镂绍兴二年（1143），颁行的“申明刑统”三卷（系开宝元符年间“申明订正”刑统的，凡九十二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称赞庆元条法事类之便于检阅引用，而叹其“惜乎不并及刑统”，皆间接的证明了刑统在有宋一代，是始终施行的。所以沈家本说，“刑统为有宋一代之法制，其后虽有编敕之时多，而终以刑统为本,”[103]这个说法是不错的。近来有人说，刑统在宋朝并不重要，这显然是和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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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编敕”的习惯，是摹仿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及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的编敕。[104]（太祖）建隆二年（961）十月，初定编敕二十卷。四年（963），窦仪等奏上编敕四卷，与刑统并颁天下。[105]太宗朝有太平兴国三年（978）编敕十五卷，淳化三年（991）编敕二十五卷；真宗朝有咸平元年（998）编敕十二卷，是一次比较大的清理，“当时便其简易”，后来又有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敕三十卷。仁宗朝有天圣七年（1029）编敕，“并诏下诸路阅视，听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诏：须一年无改易，然后镂板。至明道元年（1032）乃颁焉”（通考）。继之又有庆历七年（1047）编敕十二卷，嘉祐三年（1058）编敕十二卷；神宗朝初有熙宁（1068？）编敕二十六卷。后来他坦白地说出：“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106]他又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于是自名例至断狱十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107]从此“敕令格式”，遂代替了以前“编敕”的名称。神宗元丰七年（1084），哲宗元祐元年（1086），徽宗政和六年（1112），南渡以后，高宗绍兴元年（1131）[108]，孝宗乾道八年（1172）淳熙四年（1177）宁宗庆元四年（1198）理宗淳祐二年（1242），都有“敕令格式”的修编。淳祐十一年（1251），作第二次修编，是四百三十卷，这是宋朝最后的一次。度宗（1266）以后，遵而用之，无所更改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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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多明法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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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一代的法治，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历任的帝王，大多数都知道以爱民为心，而不失其祖宗以忠厚为本的遗意。并且出了好几位对于法律很在行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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