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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深知道法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又亲眼看见元朝条格的支离破碎，“使吏得为奸，民不得治”，所以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平定武昌之后，就已经议定律令，令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总其事。李上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从之。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命大理卿周植等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洪武元年（1368），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六年（1373）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里面说：“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134]，续律百二十八条[135]，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二十二年（1389），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至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这时中央的官制，早已经废除中书，政归六部，于是更定大明律，亦以六曹分类，而一千年来古律的面目，至此一变。这部新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其篇目条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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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律一卷 四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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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律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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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十五条 公式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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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律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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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役十五条 田宅十一条 婚姻十八条 仓库二十四条 课程十九条钱 债三条 市廛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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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律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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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六条 仪制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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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律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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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卫十九条 军政二十条 关津七条 厩牧十一条 邮驿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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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律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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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二十八条 人命二十条 斗殴二十二条 骂詈八条 诉讼十二条 受赃十一条 诈伪十二条 犯奸十条 杂犯十一条 捕亡八条 断狱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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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律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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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九条 河防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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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太孙先请更定了五条，后请更定了七十三条，自此遂成定本，这就是施行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几年的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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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孝宗（祐樘）弘治五年（1492），这时离开定律的时候，已经一百多年，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刑部尚书彭韶等议曰：“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故有情轻罪重，亦有情重罪轻：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盖此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宜选属官，汇卒前后奏准事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大明律》并用。应事例有定，情罪无遗。”[136]从之，十三年（1500）二月，三法司奉诏看详历年“问刑条例”，定经久可行者，条具奏请。帝以狱事至重，下诸司大臣同议之，议上二百九十七条，帝谪其中六条，命复议已，乃布行，这是“例”的第一次的编纂，也是律例并行的正式开始。世宗（厚熜）嘉靖二十八年（1549）顾应祥等议定，增至二百四十九条[137]，三十四年（1555），何鳌又增入九条。[138]神宗（翊钧）万历十三年（1585），刑部尚书舒化等奉命重加酌议，他在“重修问刑条例疏”中说：“法因事变，情以世殊，其中（指问刑条例）或有举其一而未尽其详，亦有宜于前而不宜于后。事本一类，乃分载于各条，罪本同科，或变文以异断。至若繁词冗义，未尽芟除，甲是乙非，未经画一。盖立例以辅律，贵依律以定例。律有重而难行，故例常从轻，不无过轻而失之纵；律有轻而易犯，故例常从重，不无过重而近于苛。如此之类……据文既有可訾，于律不无相碍。今臣等所议，必求经久可行，明白易晓，校勘多年，粗有端绪……除各例妥当相应照旧者，共一百九十一条，其应删应并应增改者共一百九十一条。乞容臣等仍将大明律逐款开列于前，各例附列于后，刊刻成书，颁布问刑衙门，永永遵守。”[139]这是《问刑条例》的一次大清理。[140]而且《问刑条例》，以前只是单本刊行，自此才纂为一书，正式刊附律文之后。虽然另外也还有单行本，恐怕就不如律例合刊本的通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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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朝“律”外之“例”，特别发达的缘因，甚为明显。因为明律是太祖亲手制定的法典，自认为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是他一生得意之作。后来子孙焉敢妄议？洪武二十五年（1392），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说：“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二十八年（1395）六月，他御奉天门昭谕群臣：“后嗣止循‘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九月，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141]成祖（棣）（1404—1424）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宪宗（见深）成化元年（1465），也令有司谳囚，一依正律。这样的更成了一代家法，所以历代相承，对于律文，并不敢稍议更改。但是“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乃是一个无情的事实，“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无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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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明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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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自唐以后，五代及宋，以至辽金，全部是以唐律为宗。惟有元律以夷变夏，不肯受唐律的范围。然其支离破碎，终亦不能自成系统。明律最初完全规仿唐律，即篇目亦一无更改。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更定，把六百零六条条文，减为四百六十条，又改以六部分篇，而唐律原来的面目，至此为之一变。虽然如此，明律中主要的制度和基本思想，仍然丝毫脱离不了唐律的范围。不过明朝人喜欢自作聪明，在因袭唐律时，往往故为同异，因而率意更张，常常不免弄巧成拙。后来有人批评明律，说明律之更改唐律，常是轻其所轻，而重其所重，结果轻罪愈轻则易犯，重罪愈重则多冤。[142]我们没有唐明两朝狱讼的正确统计，更缺乏两朝教育和经济的比较材料，对此论断，无从加以批评。但是我们若把唐明律拿在一起，一条一条的，相互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明律不如唐律的地方，实在不少。清末薛允升先生（云阶）著有《唐明律合编》，沈家本先生（子惇）著有《明律目笺》，虽然都是在借明律来批评——沿袭明律的——清律，但是明律不如唐律的地方，自此都一一的被明白的指点出来。现在姑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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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律，毁大祀神御之物者，以盗论（杂律，弃毁神御之物条），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贼盗，大祀神御物条）。明律，毁神御物，改为徒二年，而盗神御物，则改为斩罪（礼律祭祀，毁大祀丘坛条）。同样两罪，一则减轻，一则加重，而相去悬殊如此。[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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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律，盗园林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贼盗，盗园林内草木条）。明律问刑条例，则比照大祀神御物处斩（刑律贼盗，盗园林树木条），以树木而谓之神御物，其理难通，皆不学之故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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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律，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二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贼盗，强盗条）。明律不分其持杖不持杖，伤人不伤人，“但得财”者，皆斩（刑律贼盗，强盗条）。受害者仅止些微，到案者遽膺骈戮，情法相准，岂得为平？[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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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律无“骂人”罪，以其情轻也。明律增“骂人者，笞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刑律骂詈，骂人条）。甚无谓也。[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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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律，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本律（贼盗，祖父母为人殴击条）。至父母为人杀，则子孙不得报复，盖唐律不肯以杀人之权，付诸平民，孟子所谓“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以意也。元律有“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一条，明律承用之，而分“勿论”及“杖六十”两条（刑律斗殴，父祖被殴条）。周礼，“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无罪”。不报官而擅杀，安得无罪？而遽予勿论，是明律导人私自相杀也。[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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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有六赃，明亦有六赃。唐以“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为六赃（杂律，坐赃致罪条）。明以“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为六赃，而无“强盗”及“受所监临”。然计赃之法，“监守”与“枉法”同，“常人”与“不枉法”同，同名为六等，实止四等，不若唐之六赃之确为六等也。唐无“常人盗”而“监主”加凡盗二等，别无计赃之法，故入六赃之内，此唐明之所以异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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