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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也是一个御用的特务组织。它“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卫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史职官志）。卫狱幽絷惨酷，为害最烈。太祖早年，屡兴大狱，都是它承办的，杀人甚多。晚年觉悟，在洪武二十年（1687），悉焚卫刑具，以示永不复用，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1393），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成祖宠信纪纲，令治锦衣亲兵，复典诏狱，自此废洪武诏不用，而锦衣之威复炽。纪纲诛后，其徒稍戢。英宗正统时（1436—1449），宦官王振用事，以马顺为指挥，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皆顺为之，而其势复张。代宗（祁钰）一朝（1451—1456），锦衣稍为敛迹。英宗复辟（1457—1464），宠任指挥门达，缇骑四出，又立程督并，以获多为主。朝官杨璡、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谏、李万钟等，锒铛就逮，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而为祸益炽，朝野相顾，不能自保。孝宗（祐樘）弘治时（1488—1505），牟斌为指挥，曾维护李东阳，世宗嘉靖时（1522—1565），初用王佐为指挥，曾治奸人刘东山，后用陆炳，也保全不少人命，这是锦衣卫中稀有的几个好人。但是卫狱的惨酷森严，终明之世，未能改变，至于厂卫之间，则始终是相互勾结：厂在内窥夺意旨，卫在外访缉罗织，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弱，则卫反气凌其上。锦衣陆炳之缉司礼太监李彬和东厂太监易广阴，皆置之死地，是因为陆炳得到内阁严嵩的同意，但是后来太监的权势，愈来愈重，内阁的力量，愈来愈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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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抚司”职理狱讼，原属锦衣卫，至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颁给印信，许其自行上请，卫使勿得与闻。故镇抚职虽卑，而其权日重。武宗正德年间，刘瑾、钱宁用事（1506—1510），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世宗嘉靖（1522—1566），事益多下镇抚，镇抚勾结内侍，故多能巧中上意，熹宗天启时（1621—1625），许显纯为魏忠贤义子，任镇抚，拷杨涟、左光斗等，坐赃比较，立限严督之，两日为一限，输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桚，曰夹棍。五刑毕具，呼誉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可得。显纯叱咤自若。一夕，命诸囚分舍宿。于是狱卒曰，“今夕当有壁挺者”，壁挺者，狱中言死也。明日涟死，光斗等次第皆锁颈拉死。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狱中事秘，其家人或不知死日。庄烈帝禽戮逆党（1627），冤死家子弟望狱门稽颡哀号，为文以祭，帝闻之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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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者，太监会同法官，共同录囚之意。英宗正统六年（1441），命何文渊，王文二人审行在疑狱，敕同太监兴安、周忱、郭瑾。这是会审的开始。代宗景泰六年（1455），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宪宗成化八年（1472），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往两京会审，十七年（1481），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自此成为定例。每审录必以丙辛之岁。孝宗弘治九年（1496），不遣内官，十三年（1500），以给事中邱俊言，复命会审。凡大审，缘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瑾。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成化时会审，有弟助兄斗，因殴杀人者，太监黄赐欲从未减。尚书陆瑜等持不可。赐曰：“同室斗者，尚被发缨冠救之，况其兄乎？”瑜等不敢难，卒为屈法。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审，御史曹学程以建言久系，群臣请宥皆不听。刑部侍郎沈应，又署尚书事，合院寺之长，以书抵太监陈矩，请宽学程罪，然后会审。狱具，署名同奏。矩复密启，言学程母老可念。帝意解，释之。其事甚美，而监权之重如此。而内监之曾奉命会审者，死后则于墓寝画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鞫躬听命状，示后世为荣观焉。以前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而成祖违之，卒贻子孙之患如此，君子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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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明朝一代刑政，太祖（洪武）先严后宽，惠帝（建文）最称仁厚。仁宗（洪熙）宜宗（宣德）孝宗（弘治）穆宗（隆庆），都还仁恕可称，宪宗（成化）虽多秕政，而尚知慎刑。至于用刑惨毒，莫过成祖（永乐）；英宗（正统）败于王振，武宗（正德）祸于刘瑾；世宗（嘉靖）天性苛刻，神宗（万历）尤忌言者，熹宗（天启）昏乱，最称酷虐；庄烈（崇祯）锐心国事，而国法过严，人心已去，终亦无救于乱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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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清（164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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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之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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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制度典章，大体都是因袭明朝的，在法律上更是如此。最初几年，是正式施用明律。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入关，曾下令问刑衙门，一律用明律治罪。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准刑部左侍郎党崇雅之奏，诏在外官吏，仍照明律施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二年（1645），命官修律，三年（1646）五月，《大清律》成。十三年（1656），复颁满文大清律。圣祖康熙九年（1670），命刑部尚书对喀纳校正律文。十八年（1679），论刑部及九卿，正律之外，于所有条例，详加酌定，别自为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1689），用盛昇之言，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张玉书等又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次第。世宗雍正元年（1723），命朱轼为律例馆总裁，修定律例，三年（1725）书成，五年（1727）颁布，这就是大清律的定本。其篇目及条文数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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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律四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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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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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十四条 公式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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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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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役十五条 田宅十一条 婚姻十七条 仓库二十三条 深程八条 市廛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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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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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六条 仪制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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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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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卫十六条 军政二十一条 斗律七条 厩牧十一条 邮驿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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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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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二十八条 人命二十条 斗殴二十二条 骂詈八条 诉讼十二条 受赃十三条 诈伪十一条 犯奸十条 杂犯十一条 捕亡八条 断狱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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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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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九条 河防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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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篇目录中，就可以看出来，清律完全是抄袭明律，不过对于原有条文，有的删减，有的归并，所以从四百六十条，减缩到四百三十六条，并对于明律的律文及律注，也颇有所增损改益。[150]律后的“总注”，则是康熙时所造。自此以后，虽经历代屡次纂修，但只是续增附律之条例，对于律的正文，则始终未有一字之改易，这一点似乎也是学会了明朝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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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的“总注”，原无重要意义，所以在高宗乾隆五年（1740），芟除以后，就不再列入。至于律外之“例”，在康熙初年，仅有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到一百一十五条。[151]雍正三年（1724），命群臣分别订定，分成三类：一曰“原例”，即累朝旧例，凡三百二十一条。二曰“增例”，乃康熙朝现行之例，凡二百九十条，三曰“钦定例”，即雍正时上谕及臣工条奏，凡二百有四条，总计八百十五条。自乾隆元年（1736），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十一年（1746），又议改五年一修，一朝之内，纂修凡八九次。也取消了“原例”、“增例”等名目。仁宗嘉庆（1796）以后，按期开馆修例，至穆宗同治（1862）间，例渐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盖后世议法诸臣，不明世轻世重之故，每届条例，仅将历奉谕旨及臣工条奏，节次编入，从未统合全书，逐条厘正。同治九年（1862）修例以后，时势多故，章程丛积，刑部惮其繁猥，不敢议修，群臣亦无言之者。一直到了德宗光绪二十八年（1902），刑部才又开馆修例，于三十一年（1905），奏准删除三百四十四条，这是清朝最后一次的修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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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晚年，时局大变，世界思想潮流，输入中国，光绪二十八年（1902），朝廷从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之请，命沈家本、伍廷芳修定法律，兼取中西，并谕“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三十三年（1907），沈家本等乃征集馆员，延聘东西各国博士律师等备顾问。于三十四年（1908），编成《大清现行刑律草案》，分总则分则二论，凡三百八十九条。一时守旧派的学者如劳乃宣、陈宝琛等，和主张变法的沈家本、董康等相互争议，辩论纷然。宣统元年（1909），资政院仅将总则通过，而分则未能议决。而颁布年限已迫，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五日[152]，遂将通过的总则和未通过的分则，同时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受了西洋法系影响的法典。然而才过一年，清室逊位，帝制告终，中国一步一步地走上西洋的民主和科学的道路。所以这一段事实，与其说中国固有法制史的结束，不如说是中国现代立法史的开始，较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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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的内容，和明律之不同者，真是微乎其微。但其所修正的地方，也倒确有道理，不像明律改唐律之故作解事。清史稿刑法志举出数点：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及孀妇独子；若殴妻致死，并得准其承祀，恤孤厘且教孝也。犯死罪，有常赦所不原察，有祖父子孙阵亡，准其优免一次，劝忠也。枉法赃，有禄人八十两，无禄人及不枉法赃，有禄人一百二十两，俱实绞，严贪墨之诛也。卫蠹索诈，验赃加等治罪，惩胥役所以保良懦也。强盗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殱渠魁赦胁从之义也。复雠以国法得伸与否为断，杜凶残之路也。凡此诸端，或隐含古义，或矫正前失，皆良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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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清一代之法治，清史稿说：“圣祖（康熙）冲年践祚，与天下修养，六十余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乾隆）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嘉庆）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衙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所说的固然是恭维的话，然事实上也倒是确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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