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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篇目录中，就可以看出来，清律完全是抄袭明律，不过对于原有条文，有的删减，有的归并，所以从四百六十条，减缩到四百三十六条，并对于明律的律文及律注，也颇有所增损改益。[150]律后的“总注”，则是康熙时所造。自此以后，虽经历代屡次纂修，但只是续增附律之条例，对于律的正文，则始终未有一字之改易，这一点似乎也是学会了明朝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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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的“总注”，原无重要意义，所以在高宗乾隆五年（1740），芟除以后，就不再列入。至于律外之“例”，在康熙初年，仅有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到一百一十五条。[151]雍正三年（1724），命群臣分别订定，分成三类：一曰“原例”，即累朝旧例，凡三百二十一条。二曰“增例”，乃康熙朝现行之例，凡二百九十条，三曰“钦定例”，即雍正时上谕及臣工条奏，凡二百有四条，总计八百十五条。自乾隆元年（1736），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十一年（1746），又议改五年一修，一朝之内，纂修凡八九次。也取消了“原例”、“增例”等名目。仁宗嘉庆（1796）以后，按期开馆修例，至穆宗同治（1862）间，例渐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盖后世议法诸臣，不明世轻世重之故，每届条例，仅将历奉谕旨及臣工条奏，节次编入，从未统合全书，逐条厘正。同治九年（1862）修例以后，时势多故，章程丛积，刑部惮其繁猥，不敢议修，群臣亦无言之者。一直到了德宗光绪二十八年（1902），刑部才又开馆修例，于三十一年（1905），奏准删除三百四十四条，这是清朝最后一次的修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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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晚年，时局大变，世界思想潮流，输入中国，光绪二十八年（1902），朝廷从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之请，命沈家本、伍廷芳修定法律，兼取中西，并谕“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三十三年（1907），沈家本等乃征集馆员，延聘东西各国博士律师等备顾问。于三十四年（1908），编成《大清现行刑律草案》，分总则分则二论，凡三百八十九条。一时守旧派的学者如劳乃宣、陈宝琛等，和主张变法的沈家本、董康等相互争议，辩论纷然。宣统元年（1909），资政院仅将总则通过，而分则未能议决。而颁布年限已迫，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五日[152]，遂将通过的总则和未通过的分则，同时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受了西洋法系影响的法典。然而才过一年，清室逊位，帝制告终，中国一步一步地走上西洋的民主和科学的道路。所以这一段事实，与其说中国固有法制史的结束，不如说是中国现代立法史的开始，较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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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的内容，和明律之不同者，真是微乎其微。但其所修正的地方，也倒确有道理，不像明律改唐律之故作解事。清史稿刑法志举出数点：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及孀妇独子；若殴妻致死，并得准其承祀，恤孤厘且教孝也。犯死罪，有常赦所不原察，有祖父子孙阵亡，准其优免一次，劝忠也。枉法赃，有禄人八十两，无禄人及不枉法赃，有禄人一百二十两，俱实绞，严贪墨之诛也。卫蠹索诈，验赃加等治罪，惩胥役所以保良懦也。强盗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殱渠魁赦胁从之义也。复雠以国法得伸与否为断，杜凶残之路也。凡此诸端，或隐含古义，或矫正前失，皆良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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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清一代之法治，清史稿说：“圣祖（康熙）冲年践祚，与天下修养，六十余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乾隆）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嘉庆）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衙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所说的固然是恭维的话，然事实上也倒是确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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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之考试与任官制度[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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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历代律令名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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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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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令的名称，在秦汉以前，是没有固定的标准的。有的称为“刑”：如左传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昭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有的称为“法”：如左传文六年，“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有的称为“典”：周礼秋官，“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有的称为“令”：如周礼春官，“内史执国法及国令之贰”，“御史掌万民之治令”；论语，“不令而行”。而“律”字则很少见用。所以明朝邱濬（1420—1495）说，“三代未有律之名”。沈家本引管子“周郑之礼移，则周律废矣”一语，谓未必然。[154]但是管子著作的年代，是靠不住的。即认其为真，只此一处，也不足据而认为邱说之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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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商鞅相秦，改“法”为“律”，“律”字遂有一定的涵义，而“律令”二字，自秦汉以后，常被连用。史记萧相国世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贾谊传，“诸律令所更定”；汉书宣帝纪，“四年诏：律令有可蠲除”等等，多至不可枚举。至于二者如何区分，则似乎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明后来的君主可以更改以前君主的法令的：史记杜周传，“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155]，这是后来学者经常引用的“定义”。但是这大概只是当时一句流行的成语[156]，对于律和令，并没有作具体的区分[157]，所以也不能说明任何律和令的内容和性质。但是如若我们细看汉朝“律”和“令”的内容：九章律外，有“越官律”、“朝律”等；令有“任子令”、“田令”、“戍卒令”、“水令”、“功令”、“养老令”、“马复令”、“禄秩令”、“胎养令”、“祀令”、“祠令”[158]等，则里面似乎隐约的有一种内容的分别。御览六三八引杜预律序，“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159]这一个近乎以刑法和行政法作分别的解释[160]，是区分律令的第二种，比较技术性的，也比较正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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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律令之外，还有所谓“科”，魏律十八篇，即系删除汉律以外的“傍章”、“科”、“令”而成；[161]有所谓“比”，于定国曾上“死罪决比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这是一种官吏判案的成例，而非朝廷颁行的法令。这两种名称，魏晋以后，即不再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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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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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起，法律名称，有“律令格式”四种分别。唐律，断狱，断罪引律令格式条，“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旧《唐书·刑法志》，高宗谓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唐朝每次修订法令，差不多总是律令格式并称的。[162]至于四者之别：唐六典刑部条说：“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新《唐书·刑法志》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行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反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这两种定义，都不甚确切，至少关于“格”的这一点，新唐书所说的，是和唐律里的制度不相符：唐律，职制，称律令式条，“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这是只说到律令式而没有提到格。杂律，违令条，“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者减一等”。这又是明白规定了违令别式的罪名，而没有把“格”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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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们若从唐朝的有关记载上加以研究，可以明了大概。而“令”和“式”的问题，尤其比较简单。大概“令”所规定的事项，多半是偏于典章制度方面。就是杜预所说“令以存事制”的意思。其重要的部分，“律”中已另有规定。其余的都比较轻微，所以违令者不过笞四十就够了。据唐六典所载，开元四年（716，玄宗），姚崇、宋璟等所刊定的，凡令二十有七，分为三十卷：计分官品（分上下），三师三公寺省职员，寺监职员，卫府职员，东宫王府职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内外命妇职员，祠，户，选举，考课，宫卫，军防，衣服，仪制，卤簿（分上下），公式（分上下），田，赋役，仓库，厩牧，关市，医疾，狱官，营缮，丧葬，杂令；大凡一千五百四十有六条。[163]唐律中引用令文的，非常之多，差不多每隔几条就有。如卫禁，人兵度关妄度条，疏称：“准令，兵马出关者，依本司连写敕符勘度；入关者，按部领兵将文帐检入”。职制，贡举非其人条，疏称：“依令，诸州岁别贡人，若别敕令举，及国子诸馆年常送省者，为举人”。户婚，养子舍去条，疏引“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式”所规定的，是各种程式体制之类[164]，其强制性更差，违者罪止笞四十。旧《唐书·刑法志》，说贞观时，“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书列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记账，名其篇目，为二十卷”。又说：“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龙，开元式，并二十卷”。至于式的文字，唐律中亦不少引用。职制，增乘驿马条，疏引“驾部式：六品以下，前官散官卫官省司差使，急速者给马，使回及余使并给驴”。厩库，官马不调习条，疏引“太仆式：在牧，马二岁，即令调习，每一卫，配调习马人十人，分为五番上下。每年三月一日上，四月三十日下”。库藏王司搜检条，疏称“从库藏出，依式，五品以上，皆不合搜检”。诈伪，伪写官文书印条，疏谓“依式，周隋官亦听成荫”。杂律，违令条，疏称“礼部式：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下服朱”等等。唐朝“令”和“式”的内容，从这里可以略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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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就我们根据各种史料的研究，是一种皇帝“敕”书的编纂。旧《唐书·刑法志》，载贞观时，“删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件，定留七百条，以为格十八卷，以尚书省诸曹为之目。其曹之常务，但留本司者，别为‘留司格’一卷。盖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这是唐朝最初的编敕为格。到了高宗，更明明白白的规定，把格分成两部，“曹司常务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散颁格’。其散颁格下州县，留司格但留本司行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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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皇帝敕书的编集，而皇帝的敕书，事实上是可以更改一切律令的。（但是这一点，唐朝一代的君臣，都始终不肯明白说出。到了宋神宗，才说出“禁于未然之谓敕”，而公然的以敕代律了。）所以唐朝许多皇帝尽量利用敕书，而避免修改律令。但是一代一代的敕书，前后堆积，必有许多参差矛盾的地方，所以他们又必须常常删定格敕。我们看旧《唐书·刑法志》所载，太宗贞观格十八卷之后，有高宗的永徽留司格十八卷，散颁格七卷，武后的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颁格三卷，睿宗的太极格十卷，玄宗的开元前格十卷，开元后格十卷。有了格敕的删定，就再没有修定律令之事了。到了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裴光庭、萧蒿等因为“格后制敕，行用之后，颇与格文相违，于事非便”，于是又有“格后长行敕”的删撰。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格后敕”三十卷；文宗太和七年（833）的“格后敕”五十卷，都是仿效这个方法。宣宗大中五年（851），刘琢等编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贞观二年六月二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四十六门，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这是唐朝对于敕书的最后一次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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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唐朝修定法律的手续，最初是修订律令，后来以删定“格”敕的方法，代替修“律”，再后则以删撰“格后敕”的方法，代替编修新“格”。唐律自永徽年以后，只有到了武后时，才经过一次文字上的小小修改。[165]此外二百五十年间，一字未经改易。[166]这一件事实，我们与其归功于律疏写作的完美，不如说是各种“格”和“格后敕”作了保障它的安全的通气活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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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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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显德五年（958）的《大周刑统》，是把“律”，和有关的“格敕”，及“令”和“式”的一种混合编纂，实在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编纂方法；虽然是和“律疏”及“令”、“式”一并通行，实际上当然完全代替了这三种法书。宋朝建隆四年（963）的《重定刑统》，就是这一部《大周刑统》的改编，只是削去了令式宣敕一百九条，增入制敕十五条而已。然而宋朝实际上法制的演变，在“刑统”之外，后来逐渐转移到“编敕”上：凡“律”所不载者，一听之于“敕”，而时轻时重，遂无一定之归。神宗（1068—）以后，改称“编敕”为“敕令格式”，事实上是一样，不过名称上稍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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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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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人元人，都是有心以夷变夏，所以也全不肯援用汉人名称，因之辽称“条制”（1036）、元称“新格”（1291）、“通制”（1323）、“条格”（1346）[167]：这都是要避免使用“律”字的意思。所以元朝这个“格”，和唐朝宋朝的“格”，全是两事，不可混为一谈也。惟有金人接受汉人文化，所以前颁《明昌律义》（1194），后颁《泰和律义》（1201），而且实际上根本就是唐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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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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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初在明律外，编《问刑条例》（1500），作用很像宋朝的“编敕”（与律并行），后来和律文合刊（1585），则更像后周的“刑统”。清朝处处师学明朝，甚至于起先单行《现行则例》（1679），后来再律例合刊（1689），在这一个步骤上，也完全和明朝一样，真是有意思！至于存律变例，以求“宽严之用，因乎其时”，原来未尝不是善法，可是一经成了固定制度之后（1736—），主其事者，认为故常，而“修”例变成了“增”例，于是有了修例之“名”，而反失去了修例之“实”，真使人不能不兴“有治人，无治法”之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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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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