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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的基本观念，既是一种礼教的法律观。而礼教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的善良关系（即所谓“伦常”），所以也就自然发展出一套很实际的社会观念。即以唐律为例，它就有一套很完备的社会防罪制度，把防止犯罪的责任，一部分付托给社会本身。例如邻里被强盗，闻而不救，杖九十。见火起，不告不救，笞三十是。同时也就发展出一种很明显的警察意识：例如脱户（不登记户口）徒三年，脯肉有毒会病人，不速焚者，杖九十是。（同上，4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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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具有社会观念的法律制度之下，最发达的，当然是刑法。所以中国过去差不多只有把刑法才看作法律。而唐律的第一篇的开始几条，就是五刑和十恶。至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主要当然是官吏组织，所以中国的行政法、官吏法、惩戒法，也都特别的发达。而现代法律所最注重的民法、诉讼法，反倒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详拙著《唐律通论》，1945年，2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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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过来，在代表西洋法系的罗马法中，法律是具有其独立的卓越的地位，而不是附属于其他价值而存在的。赛尔苏斯（Celsus）说：“法律是用以维持善良和公平的艺术”［Ius est ars boni et aequi.（D. 1. I. I. Pr.）］。那么它就不只是一种补助的工具。毛得斯丁（Modestinus）说：“法律的作用是命令，禁止，允许，惩罚［Legis virtus haec est: imperare, vetare, permittere, punire（D. 1. 3. 7.）］”，那么哪里还分什么“未然之前”，“已然之后”？同时，罗马法的法律观念，是以权利为其出发点的。拉丁字“优司”（Ius）一方面代表法律，一方面也代表权利。所以承袭罗马法的德国法律学也就同样的把“莱希特”（Recht）当作法律和权利讲，而称法律为“客观”的“莱希特”，权利为“主观”的“莱希特”（Recht im objektiven und subjektiven Sinne）［法国的“都鲁阿”（Droit），也是一样］。换句话说，这正是一件事的两面，即是法律者乃是用以确定权利，保护权利的工具，而权利者，也正就是法律所确定的，所保护的利益。（参见陈允、应时，《罗马法》，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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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属于个人的，权利成了法律的基本观点，那么整个法律制度，自然走上个人主义的道路。所以罗马法最发达的部分，是债权法，尤其是契约法，而使整个西方社会，很早的就具有了在彼此权利之间，界限非常分明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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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权利，不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不容人侵犯，就是在他死后，他也能自由的予以使用。这是继承法在罗马很早就得到发展的原因。再则，人类用以保障权利的，最切要的，莫过的诉讼，所以诉讼法在罗马发展最早。十二铜表的第一表第一条的规定：就是关于被告出庭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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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对于人和人的相争，必是锱铢必较，不容丝毫的差池。所以罗马法系的法律，自然地走上极端的形式主义。依照德国民法，一张亲笔缮写的遗嘱，如果保留了信纸上原已印就的地名，没有把它先行涂去，然后再用笔重新写上的，那和这张遗嘱就因之无效，（Fischer-Henle, Buergerliches Gesetzbuch, 13. Aufl. 1927, S. 1450）。从中国旧律的观点看来，真不免感觉到这是一个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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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礼教”和“权利”这两点基本观念，对于中国和罗马的法律制度所发生的重要影响，自从我在拙著《唐律通论》中提出之后，十余年来，似乎尚为一般讲中西法律比较的学者们所接受。至于这两种观念之如何产生和滋长，我现在也有一个粗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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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的礼教法律观，主要的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型态。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则因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个匮乏的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因之这个社会，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强调“知足、安分、克己”等等价值观念（亦即“礼”的精神）的儒家哲学。（以上两点在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者群中，似乎已经可以算是已建立的理论）。而儒家哲学对于社会秩序的建造和维持，是使用两套方法的。一是以亲属关系（扩而大之为伦常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一是以礼教规律作为社会活动的模式。由于这两者的相因相成，乃产生了中国社会的传统典型。这样子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其以礼教思想为其基本观念，以伦常关系，为其主要架构，自是事理之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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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罗马法系之以权利为其中心思想，显然是罗马的商业社会的结果。罗马的十二铜表，虽然已经建立于公元前450年，但是这只是市民法的原始架构，而罗马法真正的发达，还是靠后来法官自由发展的万民法。而这一个事实，则自公元前242年设立外事裁判官（Praetor peregrinus）时开始，这正是罗马统一意大利之后，雄霸四方，而罗马成了旧世界的商业中心之时。外事裁判官之设立，就是为了适应此时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商业的需要。那么万民法之发展，因之也就自然而然的以债权法契约法为其主要的内容了。再过了三五百年，万民法的思想，整个的控制了罗马法，因而控制了承袭罗马法的西方世界。那么西洋法系之以权利观念为其主要的思想基础，又岂不是极自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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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近两千年人类历史的演进来看，人类文化的发展，似乎和商业的发展不可分离（工业的发展，必须有商业为其基础），而且它前进的方向，也似乎在商业的不断的加强化。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罗马法（尤其是它的债权法、契约法）的精神，两千年来，依然统治着大部分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中国为什么不能不放弃它固有的礼教法律观，而需要走进以权利为中心的西洋法系的行列，也就有了很自然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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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孟武先生六秩晋——华诞纪念社会科学论文集》，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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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周室的仁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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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哲学思想，以“仁”为中心，政治学说，以“周”为理想，本是儒门内的老生常谈。这两者虽然在逻辑上没有其必然的关联性，但是以“周室”代表“仁政”，在中国人的论著中，两千多年来，似乎是一直如此。可是，最近一连出了两篇翻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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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先生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54年版中，说“周政”有“法令滋彰”的倾向。因为“周礼六官，定制綦详。大司寇县法象魏，事近任法。观礼记仪礼所记之节文，诚有礼烦之感。读尚书大诰，统制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诸篇，更觉周人开国气象之中，肃杀之威，多于宽厚之德。”因之“周人殷民”，“以征服者压制亡国遗民之通例推之”，则其“实行‘刑新国，用重典’之政策”，大有可能。（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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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刚伯先生《法家的渊源、演变及其影响》一文（自由中国第十七卷七期，民国四十六年十月中），说“周人是一个纪律严，赏罚明，效率高，武力强的民族；而用严刑峻法来部勒全民，使其过一种集团生活，便是姬周开国的大政方针。”（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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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论证，大约可分为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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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在《康诰》里，指示康叔治卫的方针，不外“敬明乃罚”，在《酒诰》里，以死刑禁酒，更是“千古少有的酷刑”。康叔后来回中央做司寇，可知“卫自始便是用康诰，酒诰的教训为施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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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说过，“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可见“唐叔所受于周而行于晋的法度，该是何等的严密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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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诗唐风仅十二首，却是忧怨之什，几达半数。季札一听，便叹其“思深哉！何忧之远也！”、“晋国强盛，而一般平民竟会思深忧远，则其身所受，非极权统治而何？”（以上皆见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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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沈二君之说，我皆未敢赞同。现在分几点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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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古代实际的政治情形，第一应当注意的，自然还是正史。照史记的记载，周先的公刘和太王，都是“积德行义”之君，太王以不忍“杀人父子而君之”，才迁国歧下。文王更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曾献洛西之地于纣，以请去炮烙之刑。国内“耕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使前来争讼的虞芮之人，自惭而去。武王“修文王绪业”，伐纣克商。“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纵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野，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成王绌殷命，袭淮夷，“民和睦，颂声兴”。康王得召公毕公之辅，知王业之不易。“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以上皆见《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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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成康，四代都是仁德之君，不但史记上的记载是如此，其他周秦两汉时代的书籍，所记载的似乎也莫不如此。诗书论孟，固不必说，此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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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子引《泰誓》上文王若日若月之言，以赞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兼爱下）；称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尚贤上）；说武王染于太公周公，而为天下仁义显人之所必称（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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