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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罗马法系之以权利为其中心思想，显然是罗马的商业社会的结果。罗马的十二铜表，虽然已经建立于公元前450年，但是这只是市民法的原始架构，而罗马法真正的发达，还是靠后来法官自由发展的万民法。而这一个事实，则自公元前242年设立外事裁判官（Praetor peregrinus）时开始，这正是罗马统一意大利之后，雄霸四方，而罗马成了旧世界的商业中心之时。外事裁判官之设立，就是为了适应此时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商业的需要。那么万民法之发展，因之也就自然而然的以债权法契约法为其主要的内容了。再过了三五百年，万民法的思想，整个的控制了罗马法，因而控制了承袭罗马法的西方世界。那么西洋法系之以权利观念为其主要的思想基础，又岂不是极自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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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近两千年人类历史的演进来看，人类文化的发展，似乎和商业的发展不可分离（工业的发展，必须有商业为其基础），而且它前进的方向，也似乎在商业的不断的加强化。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罗马法（尤其是它的债权法、契约法）的精神，两千年来，依然统治着大部分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中国为什么不能不放弃它固有的礼教法律观，而需要走进以权利为中心的西洋法系的行列，也就有了很自然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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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孟武先生六秩晋——华诞纪念社会科学论文集》，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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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周室的仁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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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哲学思想，以“仁”为中心，政治学说，以“周”为理想，本是儒门内的老生常谈。这两者虽然在逻辑上没有其必然的关联性，但是以“周室”代表“仁政”，在中国人的论著中，两千多年来，似乎是一直如此。可是，最近一连出了两篇翻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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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先生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54年版中，说“周政”有“法令滋彰”的倾向。因为“周礼六官，定制綦详。大司寇县法象魏，事近任法。观礼记仪礼所记之节文，诚有礼烦之感。读尚书大诰，统制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诸篇，更觉周人开国气象之中，肃杀之威，多于宽厚之德。”因之“周人殷民”，“以征服者压制亡国遗民之通例推之”，则其“实行‘刑新国，用重典’之政策”，大有可能。（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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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刚伯先生《法家的渊源、演变及其影响》一文（自由中国第十七卷七期，民国四十六年十月中），说“周人是一个纪律严，赏罚明，效率高，武力强的民族；而用严刑峻法来部勒全民，使其过一种集团生活，便是姬周开国的大政方针。”（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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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论证，大约可分为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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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在《康诰》里，指示康叔治卫的方针，不外“敬明乃罚”，在《酒诰》里，以死刑禁酒，更是“千古少有的酷刑”。康叔后来回中央做司寇，可知“卫自始便是用康诰，酒诰的教训为施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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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说过，“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可见“唐叔所受于周而行于晋的法度，该是何等的严密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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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诗唐风仅十二首，却是忧怨之什，几达半数。季札一听，便叹其“思深哉！何忧之远也！”、“晋国强盛，而一般平民竟会思深忧远，则其身所受，非极权统治而何？”（以上皆见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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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沈二君之说，我皆未敢赞同。现在分几点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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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古代实际的政治情形，第一应当注意的，自然还是正史。照史记的记载，周先的公刘和太王，都是“积德行义”之君，太王以不忍“杀人父子而君之”，才迁国歧下。文王更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曾献洛西之地于纣，以请去炮烙之刑。国内“耕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使前来争讼的虞芮之人，自惭而去。武王“修文王绪业”，伐纣克商。“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纵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野，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成王绌殷命，袭淮夷，“民和睦，颂声兴”。康王得召公毕公之辅，知王业之不易。“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以上皆见《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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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成康，四代都是仁德之君，不但史记上的记载是如此，其他周秦两汉时代的书籍，所记载的似乎也莫不如此。诗书论孟，固不必说，此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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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子引《泰誓》上文王若日若月之言，以赞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兼爱下）；称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尚贤上）；说武王染于太公周公，而为天下仁义显人之所必称（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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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子称文王迎臧大人而授之政（田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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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荀子称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仲尼）；武王以百里之地义立而王（王霸）；禹汤文武为仁义之兵（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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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氏春秋赞文王辞千里之地，以请去炮烙之刑（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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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淮南子述武王之伐纣及周公之服四夷（皆见泰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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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子称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形势解），以及武王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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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晏子春秋称文王修德而不以要利（内篇问上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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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籍，对于周初的君王，无不是赞扬其仁德，甚至于偶尔可能还有点过实之处，例如淮南子说成康二王，“继文武之业……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主术训），但从来没有哪个人说过他们是刻薄寡恩。所以“周室”和“仁政”两词，在古人字汇中，几乎成了同义字。汉宣帝回答他太子之谏，说：“汉室自有制度……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唐武后时，周矩上书，说：“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新唐书·刑法志），这些话，都很明显的说明了过去人对于周朝政治的一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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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谈周室初期的政治，自然一切要看开国时的几位君臣。现在我们把文武周召四人，就古书中所记载的，观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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