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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教中心思想 谈到礼教和法律的关系，大家自然不免马上联想到法家的理论。时下讨论法家理论的学者，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往往引起一句管子，便说法家如何如何，再引一句韩非子或商君书，又说法家如何如何。实则一个法家的意见，不能代表整个法家的意见，如同一个山西人，不能代表全部山西人，正是一样。［符号逻辑上Ki+Kj（Ki的一切元素和Kj的一切元素的总合）和Ki×Kj（Ki和Kj的一切共同元素的综积）的分别，就在这里。］法家所有的一切意见，并不就是所有一切法家的意见。这一点我们非先辨别清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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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所代表的法律思想，百分之百是两汉以后成为传统的儒家的法律思想，就是说，礼教的法律思想。所谓礼教的法律思想，包含着两个意义：第一，法律的作用，是在辅助礼教的不足。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行，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唐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更很清楚的说明了法律的辅助的作用。第二，法律的内容，是从礼教中取得其价值的。大戴礼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所谓出礼则入刑（陈宠传），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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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礼教的法律观念和春秋法家的法律观念，在上述两点上，恰恰相反。法家认为法律高于一切，管子说：“法者天下之至道”，尹文子说：“百度皆准于法”，韩非子甚至于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可见法家是以法为主而不太去顾虑到礼的。所以法就有它内在的价值，韩非子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管子说，“生法者君，守法者臣”。这正是彻底的形式主义。和十几年前维也纳的纯粹法学派（Reine Rechtslehre），完全是一样的。（纯粹法学派的大宗师开尔森Hans Kelsen，近年到了英国，作的多是社会学方面的学问，和他从前专从抽象的思考来作学问的作风，似乎有大大的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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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礼教的法律观念，和现在西洋法律所代表的罗马法的法律观念，也大不相同。罗马法的法律观念，是保障权利的。拉丁文ius一个字，又作权利讲，又作法律讲，是最好的说明。本来就罗马时代来讲，什么是权利？能到法官面前打赢官司而取得保障的就是权利。不能提起诉讼的就不是权利。所以法律和权利，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拉丁文的ius，法文的droit，德文的Recht，都是这一点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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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人类文化必有的现象，证之各种文化皆然。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就是重礼教，而在罗马就重了权利呢？这全是受社会生活情形的支配。中国在春秋和春秋以前，已经是安定的，大家守着他们的田地而世居的农业社会，所以安定社会共同生活的礼教特别受重视而发达。而罗马在共和时代，因为它半岛的地形，已经是很繁荣的海洋通商社会，埃及希腊突尼斯，经常有很多的商旅往来。不能保障权利，怎么能使商业发达？罗马法本来是以市民法（ius civile）为主，万民法（ius gentium）为辅，而后者是用以便利外国人的，可是后来市民法竟逐渐的被万民法所改变（这正是罗马法最进步的一个时期），我们不难体会到罗马法是怎样的受了商业社会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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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法律观念，发生了几个极重要的结果。第一，礼教是以人和人的关系为中心的，所以礼教法律是社会本位的法律。所以法律中刑律最重要（甚至于有时有人不免认为刑律就是法律）。而行政法，官吏法也特别发达。（权利法律为保障个人权利的，所以不免提倡了个人主义。所以罗马法中债权法成了中心，继承法、诉讼法次之，而刑法、行政法、官吏法等于没有。）这一点下面还要再讨论。第二，礼教为主，法律为辅，所以养成一般人轻视法律，因而鄙薄诉讼的观念。我们中国一般社会，几个大都市除外，一直到现在，还是以对簿公庭为耻，这不能不说是一千多年来法律观念的影响。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第三，法律既是还要以礼教为根据，所以过去的司法，引用和解释条文，相当的灵活，而不受过度形式主义的拘束。杂律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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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这是规定不须要引用具体条文的条文。名例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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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重以明重。”（如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不坐，假有斩伤灼然不坐。谋杀尊亲皆斩，已杀已伤，更应从斩。）这是轻重互明的方法。还有比附论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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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女君诬告妾，如何减罪？答：律云，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又条。诬告期亲卑幼，减所诬罪二等。其妻虽非卑幼，义与期亲卑幼同。夫若诬告妻，须减所诬罪二等。妻诬告妾，亦与夫诬告妻同。”（斗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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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出妻之于妾，等于夫之于妻；第二，指出诬卑幼减所诬罪二等；第三，指出妻同卑幼。这就是层层比附。还有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议请裁，庭讯御审，凡是狱讼，总有一个着落。不至于老百姓感觉到法律有不能解决的问题。这种种对于国家司法的威信，不能说是没有帮助。（法官的灵活引用和解释，是以司法补救立法，集议听裁，是以行政补救立法，本人在以前著作中都表示过同情。现在看法改变了，本人也在主张彻底的分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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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教法律观念中生长的人民，对于过于严格性的法律解释，和对于程序法的重要性，当然是格格不相入的。这一点在我们研究过唐律后，应该格外认识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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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本位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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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以社会为本位，而维持社会秩序者，第一是礼教，所以许多礼教中重要的事，都受到了刑律的维护。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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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父母丧生子，徒一年。”（户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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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嫡违法，徒一年。”（依令，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见户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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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户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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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户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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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例甚多，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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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唐律既以维持社会为其中心任务，自然在其制度中，有很具体的警察思想。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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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户者，家长徒三年。里正知情者，同家长法，州县知情者，从里正法。”（户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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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杂律。公事要速及求医药并急追人者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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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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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人行船，茹船写漏，安棕宿止不如法，笞五十。”（杂律。茹船谓茹察船缝，写漏谓写去漏水，安棕宿止谓行船宿泊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候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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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舍宅车服器物，于令有违者，杖一百。”（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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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杂律）。盗决堤防，杖一百。”（谓取水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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