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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史县令，及有雠嫌者，皆须听换推。经为府佐国，官，于府主亦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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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有一定的限度，就是拷讯只许用杖——讯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26]——不许用任何其他的工具。而且“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数过者，反坐所剩”唐律四七七（拷问不得过三度）条。所谓三度者，狱官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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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讯相去二十日，若讯未毕，更移他司，仍须讯鞫，即通计前数，以充三度。”（唐律拷问不得过三度条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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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被拷者棒疮未愈，虽过了二十日，仍不得再拷。否则“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唐律拷问不得过三度条疏引）。同时，在拷囚之时，只许一个人拷打，中间不许换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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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司别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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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唐律的规定，法官在宣读徒宜罪由判决书时，只要被告表示不服，案子就自动的要人重审，唐律四九〇（狱结竟取服辩）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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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如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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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更为审详”，大概是另派法官或送附近另外一个机关去重行推问。当然重推不能是无限度的。唐长庆元年（821）十一月五日条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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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犯诸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推限。自今以后，有此色，不问台及府县并外州县，但通计都经三度推勘，每度推官不同，囚徒皆有伏款，及经三度结断，更有论诉，一切不在重推问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是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请受敕处闻奏执论。若是告本官典受贿赂推勘不平，及有称冤事状，言讫便可立验者，即请与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无理者，除本犯是死刑外，余罪请于本条外，更加一等科罪。如官典取受有实者，亦请于本罪外，加罪一等。如囚徒冤屈不虚者，其第三度推事官典，伏请本法外，再加一等贬责。其第二第一庭官典，亦请节级科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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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七月十一日的一条敕，又改作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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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道州府，凡有推鞫囚狱，案成后，逐处委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引所勘囚人，面前录问。如有异同，即移司别勘。若见本情，其前推官吏，量罪科责。如无异同，即于本案后，别连一状，云所录问囚人，与案款同。转上本处观察、团练、刺使。如有案牍未经录问过，不得便令详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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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徒流以上的案件，在各州县断结后，全都要在上级机关所派的判官面前，再录问一次。如囚人接受判决，即将原案转上级机关去核定。如囚人不服，判官就把案件移送另外一个机关[30]去重行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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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朝审判制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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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师法司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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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为了贯彻“分司别勘”的原则，宋朝在他们的京城——开封府——设置了“左右军巡判官”各二人，分掌京城争斗及推鞫之事。[31]如果犯人对于一个军巡院的判决不服，判官就会自动的把案子移送到另一个军巡院去重审。《宋史·刑法志》记载着，太宗雍熙元年（984），开封府一个寡妇，诬告她丈夫前妻之子王元吉要毒死她。先在右军巡审问，没有结果，就移到左军巡去重审[32]，就是这个制度的早期实例。这两个军巡院，各有自己的牢狱，和开封府司录参军的牢狱，鼎足而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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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开封府的府衙门本身里，设有“左右厅，置推官各一员”。显然也是要在犯人翻异时，左右厅的推官，可以“互送”重勘的意思。神宗元丰四年（1081）新官制实行之后，似乎这两位推官，就改成共同处理公事——术语谓之“通治”。[34]到了哲宗元祐六年（1091），知开封府事王岩叟，因为“二人分左右厅，共治一事，多为异同，或累日不竟，吏疲于咨禀”，因之“创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为令”。[35]宋史职官志说：“王岩叟言：左右厅推官公事词状，初无通治明文，请事系朝省，及奏请通治外，余虽据号分治”。[36]所谓“据号分治”，大概是各人对于挨着号码次序分派到的公事，各人自己单独负责处理之意。绍圣二年（1095）[37]，知开封府事钱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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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祖宗以来，虽分左右厅，置推官各一员，近年止除推官。元祐中虽令分治，请依故事，分左右厅，各置推官一员，作两厅，共治职事。”[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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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元丰以后，“左右厅”的名称，久不见用，所以钱勰要求恢复这个名称，以便“分治”。至于他说的“共治职事”——他这里用字太不谨严了！——意思是说“让他们大家都来办公”，而非使“二人共治一事”之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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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上仅次于开封府的应天府——即归德府——“判官推官，止设一员，其左右军巡，悉同开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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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以后的临安府，即杭州，因为是临时京城的关系，设置有左司理参军和右司理参军各一员。[42]司理参军的衙门，也可以称作“院”。[43]他们各有自己掌管的牢狱，和临安府衙门的牢狱，也是鼎足而三。[44]这正是在维持北宋时代开封三狱的体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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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鞫谳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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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审判制度中，最特殊，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把“审”——推问事实——和“判”——依法断刑——划分开来，而交付两个不同的机关或官员去分别办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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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高宗时代的汪应辰——绍兴五五年（1145）的状元[47]，在他绍兴二十六年（1156）作吏部右司郎中时上奏的一个剳子里[48]，讲得最为透彻。他指出宋朝过去的制度，在京城的狱讼，是由开封府或御史台去审问，而由大理寺和刑部去判刑。这为的是“鞫之与谳之者，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可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本来在唐朝，一切死刑的案件，都是要经过大理寺和刑部两个机关的先后审核，才能决定。[49]那原不过是格外谨慎之意。这一点在大理寺的组织沿革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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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大理寺的组织，在唐朝虽然也设有两员“少卿”，但是并没有职务上的区别。[50]而且到了宋初，还裁去了一员。[51]可是在元丰改制（1081）的时候，不但把“少卿”增为二人，而且指定“一以治狱，一以断刑”。[52]宋史职官志说：元丰时代的大理寺里面，“凡职务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将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请谳者，隶左断刑。……若在京百司事当推治，或特旨委勘，及系官之物应追究者，隶右治狱”。[53]而右治狱之下，又设有“左右推”，“主鞫勘诸处送下公事及定夺等”。[54]后来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一度把左右推并为一司，两年之后（1088），索性把整个右治狱取消了。可是过了七年——绍圣二年（1095）——“复置右治狱，置官属如元丰制，左右推事有翻异者互送。再有异者，朝廷委官审问，或送御史台治之。”[55]南渡以后，朝廷裁并了不少的机关，“惟大理寺不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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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鞫谳分司的制度，在大理寺和刑部之外，应当还在不少的机关内存在。至少我们有“检断官司”的一个实例。就是在神宗时（1068—1085），一个颍州万寿县令刘献臣判案子出了毛病，提刑司巡历到县，检点发觉，于是调来本州宛丘县令张尧夫和司法参军周琳去“检断”，当时是牒请张尧夫“录问”，周琳“检法”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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