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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敕文，也许就是上项臣僚请求的结果，可是才过了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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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淳熙六年（1179）六月，刑部言：昨乾道重修法，增立县以杖笞及无罪人作徒流罪，或以徒流罪作死罪送州者，杖一百。若以杖笞及无罪人作死罪送州者，科徒一年。缘县狱比之州狱刑禁事体不同，止合结解送州，故县不坐出入之罪。今欲依乾道重修法科罪，如系故增减情状，合从出入法施行。从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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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刑部认为上项规定，对于县官的要求，未免过多。所以它强调县狱之比州狱，“事体不同”，因为它只是“结解送州”，“故县不坐出入之罪”。因之刑部主张仍旧施行以前的“重修法”，而不再使用后来“增立”的条文。就是只有在故意增减情状之下，才把县官按出入法论罪。其余非故意而把轻罪当作重罪，或把重罪当作轻罪解州者，概不问罪。也就是说，县官对于审问徒流以上罪名所负的责任，大体上又恢复了一百四十年前宝元二年（1039）所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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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拷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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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之审问徒流死罪，虽然只是一种预审的性质，但也得“勘结圆备，方得送州”。因之有时候就免不得要用刑取供，即所谓“拷讯”是也。依照唐宋律的规定，官法之判决犯人，本来并不是一定要口供的。唐律四七六（讯囚察辞理）条的后半段说的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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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应讯囚者……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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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习惯上，法官总是要设法取得口供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就是用刑取供，在唐宋时有许许多多的先决条件和限制，到后来都被忽略了。唐律四七六条上半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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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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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审察辞理”？唐狱官令有一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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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察狱之官，先备五听。案周礼云：以五声听狱讼，求人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瞻视，不直则眊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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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段，引的是周礼小司寇郑康成的注，正是汉律学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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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立案同判”？唐律四七六条的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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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须讯问者，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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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用刑取供，不但要问刑官立案说明，同时还须要得到他长官的许可，和约请另外官员来一同讯问。宋太宗在雍熙二年（986）下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官得判乃讯囚。”[26]可见在此以前是必在“众官共视”之下，才可以刑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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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拷讯的使用，主要的是以贼盗重案为限。太祖建隆三年（962）十二月六日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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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令诸道州府，指挥推司官吏，凡有贼盗刑狱，并须用心推鞫。勘问宿食行止月日去处，如无差互及未见为恶踪绪，即须别设法取情，多方辩听，不得便行鞭拷。如是勘到宿食行止，与元通词疑异同，或即人证分明，及赃验见在，公然拒抗，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仍须先申本处长吏指挥。”[27]到了明朝，则差不多所有的罪行，没有不可以施用刑讯的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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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问刑官对于若干人，有“回避”的规定。狱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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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史县令，及有雠嫌者，皆须听换推。经为府佐国官，于府主亦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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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有一定的限度，就是拷讯只许用杖——讯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30]——不许用任何其他的工具。而且“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数过者，反坐所剩。”唐律四七七（拷问不得过三度）条。所谓三度者，狱官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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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讯相去二十日，若讯未毕，更移他司，仍须拷鞫，即通计前数，以充三度。”（唐律同上条疏引）狱官令还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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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讯囚，非亲典主司，皆不得至囚所听闻消息。其拷囚及行罚者，皆不得中易人。”[31]这和后来元朝杖刑和明朝廷杖“五杖一易人”[32]的规矩相比，相去何啻天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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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出来关于刑讯的滥用，唐朝人作了多么周密的防范。难怪在宋朝文献中，我们再也找不出多少改善的规定。宋会要，刑法三，勘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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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二十五日诏……今后按鞫罪人，不得妄加逼迫，致有冤诬。[33]宋会要里有关刑讯的诏令，此外恐怕很难发现出什么别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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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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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滥施刑讯的防范，宋朝有一项加强的措施，就是把犯人的口供，由另外一人予以证实，即所谓“录问”是也。这个制度发展的经过，大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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