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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一部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是一位张戣编的，也有时被称为《大中刑法统类》，因之很容易和一部由刘瑑编的《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这部书也同样的有时被称为《大中刑法统类》——相混淆。刘瑑的书有二千一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参见沈家本：《律令考》四，一四—一六（沈寄簃先生佚书，北京，1929年，台北，文海，1964年影印本，410～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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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旧五代史·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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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旧五代史·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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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史》（一三四五）409页，《高斯得传》（艺文本，50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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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范质自言：“有善相者，谓我异日位宰辅”。《宋史》二四九，《范质传》3（三二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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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历代名臣奏议》（一四一六），217，（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六四影印本，2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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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隋律的编制，是高颎主持的（见《隋书·刑法志》），宋朝的张方平（1007—1091）说：“隋高颎以经世之才，议定科律，议者以为尽天下之平”（见《历代名臣奏议》二一一，3页2789）。《宋史》三一八，《张方平传》（40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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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玉海》，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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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历代名臣奏议》二十，2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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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沈家本：《重刻明律序》《明律集解附例》（1610），北京法律馆1908年重刻，台北成文书局，1969年影印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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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现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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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寄簃文存》八～十，（1000页）。这是因为沈先生没有注意到唐律原来也是五百零二条的原故。至于世人每每误认唐律为五百条者，都是被《唐律疏议》的“总目录”所误。总目录有两个错误：一、第二十二卷斗讼律里，“殴缌麻兄弟”一条之下，还有“殴兄妹者徒二年半”一条。但是这一卷的“分目”里漏列了这一条的题目。因之斗讼律明明是六十条，而总目录列为五十九条。二、职制律三卷，一共是五十九条——二十三加十九加十七——总目录却硬加成五十八条，以便和其他各律共加成五百条之数。不知唐人常常提到的“五百条”，只是一个概括的总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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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四种法规的定义颇为混淆不明，不佞略有阐释，请参阅拙著：《中国法制史论略》（台北，正中书局，1964），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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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一条显然是乾德二年（964）的文字。《宋会要辑稿》误列为建隆二年（961），兹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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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历代名臣奏议》，二百十，5（2776页）。夏竦在《宋史》二八三有传（3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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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二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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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曾布在《宋史》四七一《奸臣传》18（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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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四库全书》总目（见孙祖基前引书，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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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皆在枕碧楼丛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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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沈家本：《刑统赋疏跋》（文存七，8，990页）；宜并参见《刑统赋解跋》（七，6，989页），《粗解刑统赋跋》（七，7，990页），及《书刑统赋解韵释后》（八，12，1001页）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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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详拙著《中国法制史论略》，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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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同上，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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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柯绍忞：《新元史·刑法志》（见邱汉平：《历代刑法志》，1938年，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影印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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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李则芬：《汉蒙思想冲突对元代政治的影响》：“有元一代，始终没有正式颁布过律令”，《东方杂志》，复刊七卷三期，（1973年9月，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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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过去人（缪荃孙、沈家本、孙祖基）每每提起元人之看重刑统赋，但都没有提出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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