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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买得宜兴一小庄，且乞居彼，遂为常人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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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封信里所说的，可能就是后来发生纠葛的曹姓的田地。不过成交是在什么时候，因为这些信札都失掉了年月，我们一时尚无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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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知道，东坡调往汝州（今河南临汝），是在元丰七年的四月。他当月里离开黄州，逛了一趟庐山，七月里过金陵（今南京），年底到泗州（今江苏宿迁），第二年正月四日，这是他一篇出名的文章。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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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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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轼言。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甚，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余生，泣血书词，呼天请命，愿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闻夕死无憾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昔者尝对便殿，亲闻德音，似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忍私，既有司皆以为可诛虽明主不得而独赦，一从吏议坐废五年积忧熏心。惊齿发之先变，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有。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读训词，有人才实难，弗忍终弃之语，岂独知免于缧绁，亦将有望于桑榆。但未死亡，终见天日，岂敢复以迟暮为叹，更生侥觊之心，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听从便安，辄叙微劳，庶蒙恩贷，臣先任徐州口，以河水浸城，几至沦陷。臣日夜守捍，偶获安全，曾蒙朝廷降敕奖谕。又尝选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购捕离党，致获谋反，妖贼李铎郭进等一十七人，亦蒙圣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无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陈出于穷迫，庶几因缘侥幸，功过相除，稍出羁囚，得从所便，重念臣受性刚褊，赋命奇穷，既获罪于天，又无助于下，怨仇交积，罪恶横生，群言或起于爱憎，孤忠遂陷于疑似。中虽无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独赐保全，则臣之微生，岂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圣神天纵，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乐，跻斯民于仁寿，不弃一夫，勃然中兴，可谓尽善，而臣抱百年之咏叹，悼一饱之无时。贫病交攻，死生莫保，虽凫雁飞集，何足计于朝廷，而犬马盖帷，犹有求于陛下。敢祈仁圣，少赐矜怜，臣见一面。前去至南京以来，听候朝旨，干冒天威，臣无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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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里既然说“臣有薄田……”，那么是在八年（1085）正月四日以前，他那一块田是已经购置妥当的了。但是照子由写的墓志铭里所说，“他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而东坡之路过扬州，照他辨题诗札子说，是在八年五月。那么这个矛盾，又当如何去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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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坡上面给范、王、贾、潘诸人信札的口气，宜兴的田庄，是在调往汝州以前置妥的，似乎不容置疑。不过很可能是在他离开黄州的前后——七月四月——卖主忽然无理取闹起来，打起官司。幸亏转运司明白，勘得姓曹人无赖，依法打了板子，而仍旧把田判归东坡。东坡于八年五月中，在扬州的竹西寺里随喜，忽然得到常州朋友关于打赢了这件官司的报导，他一时兴高，觉着野花啼鸟都在欣然，因之拿起笔来，在壁上题诗一首。似乎比在小皇帝即位两月之后，忽然在路上听见老百姓的讴歌，喜得他在僧寺题诗，更为合乎人情一些。我们之所以作这样的揣测有两个理由。一是因为哲宗那时是刚刚满七岁的一个孩子——他生于熙宁九月十二日（1077），即位于元丰八年三月（1085）——是没有什么天资颖异，出类拔萃的表现可言，值得老百姓以手加额，二是因为子由是一个古板人，如果没有把事情搞得十分清楚，似乎绝对不会对于他一生崇拜的老兄，作这一个比较不利的叙述。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生于九百年后的人一种合理的怀疑而已，绝不敢因此断然判定东坡说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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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希望居住常州的请求，虽然马上得到了神宗的许可。可惜等到他到达常州，住下来还不到五个月——元丰八年五月——就被朝廷调往登州（山东）。又不久就内调到京作礼部郎官，再几个月（元祐元年，1086），改充天子侍从，升翰林学士。他就在这个时候，把常州这块庄田，让“姓曹人将元价收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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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坡和常州的缘分，并不到此为止，十五年后，元符三年（1100）五月，即位不久的徽宗，下命结束了东坡在海外七年的放逐生活——他那时“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15]，盆窘枯寂，“殆非人世”[16]——把他转移到廉州，不久就恢复他朝奉郎的身份，许他随便在哪里自由居住。他于第二年，建中靖国元年（1001）年初，度岭北归。马上又想起当年一度住过的常州，准备到那里去终老。不过在旅途的中间，经不起子由来信苦劝，他又改变了计划，决定到许昌去居住。关于其中经过情形，我们可以从下列几封书札中，略窥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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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钱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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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虔州，二月十间方离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闻常州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干事人与问，当若果可居，为问其有几何。度力所及，即径往议之，俟至金陵，当别遣人咨禀也。若遂此事，与公杖履往还，乐此余年，践衷词中始愿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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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居常之计，本久定矣。为子由书来，苦劝归许。以此胸中殊未定，待面议决之。所示孙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为多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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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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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本欲居常，得舍弟书，促多许下甚力。今已决计溯汴至陈留，陆行归许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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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德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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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间。近得子由书，苦劝来颍昌相聚，不忍违之，已决从此计溯汴至陈留出陆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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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幼安（住在许昌的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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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初欲就食宜兴。今得子由书，苦劝归许昌，已决意从之矣。舟已至庐山下，不久当获造谒。[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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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君并答应借房子给东坡住。东坡给他的另外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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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暂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托庇遍庑，谨不敢薰污。稍定居，当求数亩荒隙，结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沟壑，及见伯仲功成而归，为乡里房舍客，伏腊相劳问，何乐如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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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当东坡于五月中抵达扬州之后，到金山见到了他的表弟程德孺，经过一番讨论，马上推翻了原计划，而仍旧决计卜居常州。他给子由的信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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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赍来四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居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已决计从弟之言向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座，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北行渐近，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叠一两月，方遣迈去注官，迨去般家，过则不离左右也，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恨无穷，哀哉，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千万勿相念，今托师是致此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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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瘴疾发作了。扶病到了常州。于六月中上表请老，再拖过了一个多月，终于七月二十八日，死在常州。和在他以前死的韩琦、欧阳修、王安石一样，都是享年六十六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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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圣诞节试作于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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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杂志》复刊第四卷第十一期，197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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