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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议犯死罪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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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死罪应侍无成丁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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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犯死罪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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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杖误入上合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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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迷误不出宫殿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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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言议干涉乘舆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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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律令不便于事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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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诬告谋反非诬斗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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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匿名告反逆斗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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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诉不得理斗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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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除了（7）和（10）两项，其余八项，都是供给皇帝施恩的机会，并不是有疑难不易处理的问题在内。[74]换句话说，除此十项之外，一切刑名案件，全由法官依律定罪，皇帝是不应当过问的。[75]至于在大灾害之年，皇帝有时“亲录囚徒”，那也只是表示他的谨慎和关心的形式行为——和天子临轩亲“试”进士一样——并不是真正干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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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明太祖就不然了。他在位三十年，不但不断的变更法律（“无几时不变之法”解缙）[76]——他放弃了中国一千六百年（从李悝400B.C.到宋末1275）的传统形式（名例、贼盗、斗讼等），而改以六部的职掌来编纂刑律（二十三年，1389）——他并且常常亲自审判司法案件。[77]《明史·刑法志》里记载的，有他的十几项判例。其中少数是他接受臣下的建议，而大多数是他自己所作的决定。不过没有一件不是在说明他是怎样恻隐慈惠的一位仁德天子。[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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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把刑法志以外的材料，和若干私人记载的事实，拼凑起来观察，则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位猜忌残忍，喜怒无常而杀人成性的暴虐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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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之任情诛杀，有如下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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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肃初以失朝免官归乡里，太祖怜其才，再召入，尝命侍膳，食讫，供箸致敬。太祖问曰：“此何礼也？”对曰：“臣少习俗礼。”太祖怒曰：“俗礼可施诸天子乎？”罪坐不敬，谪戍濠州。[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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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濂字景濂，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最久。后以老致仕。每值万寿节，则来京贺上与宴，恩数尤洽。一日，登文楼，楼峻，陟级踬焉。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无来。”濂稽首谢。至明年万寿节前数日，上曰：“宋先生其来乎！”盖忘前语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风乎？”使使视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视之家，濂方与乡人家会饮赋诗。上闻大怒，命即其家斩之。已而入宫上膳，孝慈命左右置蔬膳于侧。上问后何为食素？曰：“闻宋先生今日赐死，故为蔬食，以资冥福。”上感悟，遽起，命驾前双马驰赦之，曰：“不及罪死”。会前使阻风钱塘江，稍得延缓，后使至，则已绑至市矣。宣诏得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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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狱有疑囚，太祖曰杀之，太子争不可。御史大夫袁凯侍，太祖顾谓凯曰：“朕欲刑之，而东宫欲释之，孰是？”凯顿首进曰：“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仁也。”太祖怒，以为凯持两端，下之狱。凯三日不食，太祖使人婉劝，已而宥之。每临朝见凯，辄曰：“是持两端者。”[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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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祖尝下诏，免江南诸郡税，秋复税之。正言周衡进曰：“陛下有诏，已蠲秋税，天下幸甚。今复征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太祖曰：“然。”未几，衡告归省假。衡，无锡人，去京畿甚近，与太祖刻六日复朝参，衡至七日始入朝。太祖怒曰：“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遂命弃市。[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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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高皇）后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详。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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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太祖诛蓝玉，籍其家，只字往来，皆连罪。孙蕡与玉题一画，故杀之。临刑口占云：“鼍鼓三声近，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太祖问监杀指挥，蕡死时何语？以此诗对。太祖怒曰：“有此好诗，何不早奏？”竟杀指挥。[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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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应作曾）秉正犯罪免归，鬻其四岁女为资。太祖命腐之，以为不父者戒。[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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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判例，虽然不合法律手续，但乍看起来，仿佛还合人情。刑法志所载的十几项之外，还有以下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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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人范文从，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狱论死。太祖视狱案所书姓名籍贯，遽呼问曰：“汝非范文正后人乎？”对曰：“臣仲淹十二世孙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来，御笔大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句赐之。面谕：“免汝五次死”。人感太祖之仁，而叹贤者遗泽之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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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洪武间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当死，各自缚为当刑者，哀诉于午门，愿代兄死……上戒行刑者，第试其人，如有难色则杀之，无难色则舍之，二人皆延颈待刀，遂止不杀其身。上大嗟异之，特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陈宁以为不宜以是得赦，卒杀其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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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圭，台州人也……父叔弘，与其乡人多仇，圭常谏之，后一仇人以赃告叔弘罪当死……圭曰：“圭为子不能以谏其父，以陷于不义至死，此圭之不孝之致，义当死罪于圭身，原圭父，使得自新”……通政司以闻，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复有孝子，宜赦其死”……刑部尚书开济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开侥幸之路，请论如法。”遂听其圭代父死，而谪其父叔弘隶兵云南。[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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