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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太祖尝为汉兵所逐，马后负之而逃。太子私绘为图。及后薨（十五年，1382），太祖凄惨不乐，愈肆诛戮。太子谏曰：“陛下过于杀戮，恐有伤和气。”太祖默然。明日，以棘杖置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太祖曰：“汝勿能。我将琢磨光泽以遗汝。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犹荆棘刺之能触手也。除以遗汝，福莫大焉。”太子顿首曰：“上有尧舜之君，则下有尧舜之民。”太祖怒，即以所坐榻掷之。太子走，太祖追之。太子探怀中所绘图遗诸地。太祖展视之，大恸而止。[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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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所述，宰相废除之后，文武百官骤然差皇帝大半截，而愈形渺小，而在百姓心目中，皇帝遂愈成了超人（“真龙天子”）。大量而任情的不断残杀，“天威”愈为“不可测”，而“使民战栗”。在这两前提之下，三十年喜怒无常的无限专制，便不费力的奠定了一个“没有限制皇帝的制度”，而在中国传递了五百四十年。（尤其是太祖以一个“驱除鞑虏”的民族英雄的姿态出现，他的一切都被人民善意的原谅。再说回来，他的任情残杀，不见得比蒙古人的异族统治更厉害多少。）如果当初明朝开国三十八年的皇帝，能像宋初三十八年（太祖、太宗）那样尊重制度，优礼大臣，保全功臣，爱惜言官[99]，则中国最近五六百年的政治和文化，恐怕会另是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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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7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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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史》二五六《赵普传》（艺文本3355～3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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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八七《李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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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书》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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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典》二一（台北新兴影印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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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钱穆：《国史大纲》，1956年台北版，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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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典》二二（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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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记》九六及《汉书》四二《申屠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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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书》十一，《哀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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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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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汉书》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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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考》说“后汉废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综理众务”（卷四，449页），是把这件事推后了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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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通考》五引《容斋随笔》（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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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后汉书》七九，《仲长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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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通典》二二（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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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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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通典》二一（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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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旧唐书》四三，《职官志》二（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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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隋书》二六，《百官志》（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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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旧唐书》四三，《职官志》（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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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通典》卷二二（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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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通典》：“隋有内史（中书令）纳言（侍中），为真宰相。”《通典》卷二二（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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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通考》四九（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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