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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廿六条之矿产及天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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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条定矿产及天然力属于国家所有，不受人民土地所有权之影响。然不知人民于国家取用矿产或天然力时，其土地所有权，因之遭受损失，国家将与以相当赔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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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十六条之教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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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教育应以培养高尚人格增进生活技能及造成健全国民为主要目的。”是说废话也。第三十四条定三民主义为教育原则，不已包括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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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〇九条之未及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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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第一〇九条，应于特赦前，增加“大赦”一项，因大赦案由司法院提请，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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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二七条之地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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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七条关于地价之规定，虽系根据平均地权主义，然应否立即实行，及如何施行之处，有审慎考虑之必要，且地价高涨，亦有因普通物价高昂所致（虑以指数为准），与生计价值有相当比较，若全将“非因劳力资本而加者”作为公有，则似觉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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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宪草中应决而未决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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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县间中间阶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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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之应改二级制为三级制，全国上下，几众口一辞，宪草似尚未顾及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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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法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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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之如何保障，宪草中殊未顾及。将来违宪之法律，由何处判其失效，违宪之行政，由何处为之纠正，皆难决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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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一九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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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法学杂志》第五卷第一、二号合刊，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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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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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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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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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不易二、本书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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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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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任公先生曾指出过，在材料方面，其困难之点有三：①“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存之史料，可谓极丰富，独惜散在群籍。非费极大之劳力，不能搜集完备。非有锐敏的观察力，时复交臂失之”。②“资料审择，又为治国故者一种困难之业。因古来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必致滥引而失真……至时代背景与思想系统完全混乱，而史之作用全失。”③“不惟伪书而已。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即诸经诸史中资料，亦当加审慎……盖史迹由后人追述，如水经沙滤必变其质，重以文章家善为恢诡跌荡之辞，失真愈甚……惟有参征他种资料，略规定各时代背景之标准，其不大缪于此标准者，则信之而已”。[先秦政治思想史（民国十一年），9~10页。]在作者主观方面，其困难有二：①“社会事项，最易惹起吾人主观的爱憎。一为情感所蔽，非惟批评远于正鹄，且并资料之取舍，亦减其确实性……政治上理论，出入主奴之见少甚。中国唐宋以后学者……之论嚣然，而斯学愈不可复理……吾侪宜保持极冷静的头脑，专务忠实介绍古人思想之真相，而不以丝毫自己之好恶夹杂其间。”②“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质言之，吾侪所持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决……虽然，吾侪忠于史者，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符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吾侪所最宜深戒也。”然而这两种态度，就是任公先生自己，也自病其“能言之而不能躬践之”。他说：“吾少作犯此屡矣。今虽力自振拔，而结习殊不易尽。”（同上，12、13页）以学术修养如任公先生的人，尚有此叹，那么其他的人更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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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宾四先生指出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另外两种困难。①“我族传统政治思想，都渗透包会于各家思想之全体系……种种哲学思想上之本体问题，与其政治思想息息相关，水乳难分。非于哲学有专诣者，难于胜任而愉快。”②“中国政治思想，随时于制度中具体实现。思想之表达，实际已不在文字著作，而在当代之法令，历朝之兴革，名臣之奏议。举凡兵刑礼乐，户役赋税，所谓托之空言，不如寄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非于治史有专精，尤难抉发其底事。”（见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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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写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掉上面所说的以外，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因为对于过去有关政治问题的思考，作一项历史性的观察——就是说，从历史的立场上予以观察，也就是说，研究这些思想在时间顺序上的演变，和它们与时代背景的交互影响——完全是近代西方学术的观点（所以在和西方学术接触以前，两千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这一类的著作。而在西方也是比较晚近的事）。所以要作这一门学问，一种适当的现代西方学术的训练——最重要的，即所谓一个有科学训练的头脑（scientifically trained mind）——是一个起码的条件，而且必须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也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够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作比较正确的评价。不然的话，只是在故纸堆中打滚，而想在顾亭林、王船山诸人之后，在这一方面，再如何重要的贡献，恐怕就很难了。但是有了西方学术训练，还必须在国学方面，先打好了比较深厚的基础才行。近来若干作家，有的对于训诂学问太生疏，有的在材料评价上太外行，因而制造了不少的笑话，都是国学修养太差的缘故。也就是说，要作这一门学问，必须在西方现代学术，和中国国学方面，同样的有比较高深的修养，才能望其成功。这一点困难确实是很大的。而也就因为这一项困难很大，所以在这一方面工作的人非常的少，因之可以利用的现代材料，也非常缺乏；不但关于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不多，就是关于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思想家的比较现代的著述，也异常稀少，所以要作这一门的研究，差不多处处都要从处理原始材料开始。（西洋人作同样学问的，在五六十年以前，就已经有很多整理好的材料，可资利用。）而中国人之从事政治思考，已经两千多年，时间是如此之长，人数是如此之众，要作全部的整理和探讨，真是谈何容易！于是努力的缺少和问题的艰难，益发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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