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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治国故的学者们中间，似乎流行着一种喜欢发新奇议论的风气，他们常常根据一点点不太靠得住的材料，就作十分大胆的，但是并不能满足逻辑条件的推论。于是乎许多“创见”和“发现”，不但丝毫不帮助我们对于古代事物的了解，而只是凭空的又多制造出若干笑话和麻烦。例如，有人主张孟子的性善论，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人说从汉唐到清末，政权治权的重心，都在臣民，“皇帝几一画诺之虚号”，有人说，照唐律的规定，“丈夫对其妻，有告诉、骂詈、殴打、折伤及骂詈并殴打其父母祖父母之自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萧先生在他书中，很少提出与众不同的个人见解——内中也有我不大同意的少数几项，将在后面提出讨论。一般说来，在这方面，他是趋向于保守的。我们与其说他缺乏个人见解，不如说他态度谨严。而这正是在时下风气中难见的美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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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先生的态度虽然趋向于谨严，然而这个仍不妨碍他在若干地方作十分肯定的，非常精辟的论断。例如他指出宋后儒者每以臣下效忠君国为绝对义务，实则并非孔子之教（66页），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91页）。道法二家思想之相近者皮毛，其根本则迥不相同（246页）；先秦之法家思想，实专制思想之误称。若干条目，似与法治有关，实则皆失法律之平，为近代法治之所不许（267页）。以上数端，都是十分有分量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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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力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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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作一宗浩大的工程，则萧先生所表现的“不惜工本”的伟大精神，着实是可惊的。他所准备的材料极为丰富，工作十分仔细和考究。他不躲避任何复杂或艰深的问题，忽略任何和问题有关的著作，他如果把所参考过的书籍列一清单，一定是非常可观的。他书中每章正文后的小注，少的百节左右，多的一百八、九十节。占全书篇幅将近五分之二。内容包括古今中外，有考证，有议论，有比铰，有引申。最足以说明作者学问的渊博，用心的细密和态度的谨严。读本书不细读小注，不容易看出他功力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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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责任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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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于采用别人意见的时候，无不一一交代清楚，例如指出孔子设教授徒，遂打破阶级的界限，是章太炎之说（53页），诗经尚书中极少见“仁”字，是梁任公说过的（79页注五四）；“墨之本在兼爱”，乃张惠言所举出（129页），叙墨家团体组织，曾参考过方授楚之书（154页注二九）等等。凡此种种，不掠他人之美，不代他人受过，本是作学问者应有的态度，乃近来似乎常常为作家们所忽略，还有书中引用二手（second hand）材料时，从不忽略把它明白叙述出来。这些也本是学者们应有的交代，但是现在的作家们多不肯如此做，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予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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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态度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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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萧先生这部书，予人最深的印象，是他那彻底谦虚的态度。在他叙述他个人的见解时，所用的语句，常常是“如我人所解，尚非大误，则……似乎……”；驳斥他人时，则说“或不足为完全持平之论欤”等等。甚至于有时候未免谦虚的过甚一点，例如“吾人之解释如不误，则严格言之，孔子思想中未尝有近代之民族观念”（72页），等等，好像一个人过于揖让频繁，反倒有点像故意做作似的。但是和时下若干时髦作家那种自认为了不起的神气对照起来，却又只觉其难得而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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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论政治家与学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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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做学问和做政治仿佛是一件事。因为“劳心者治人”，读书人就是统治阶级。而治人之道，只要能“正其身”就行；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而大学之道，也正是“正心诚意”。所以从这个逻辑的前提出发，当然可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而子路所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也正是这个逻辑的自然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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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中国过去两千年中，学而优则仕，虽是通例，仕而优则学者，却极少见，多半都是仕而“不”优则学。这中间固然出了不少有成就的学者和文人（或诗人），但是这点成就，却为这些学人——和一般人——造成一种严重的错觉，以为学问和政治，真的相通，他们在学问（或诗文）上的成就，就足以证明他们在政治上的才能，因而使他们一个个自叹其“怀才不遇”，一天到晚的去“悲秋”、“叹逝”，有的就硬是抑郁以殁，说起来也真是够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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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问和政治，真的是相通的吗？大不然也！其间相异之点既多且大，兹试论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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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能力”（skill）言之，学者的本领，主要是在书本上的。——我这里所谈的学者，偏重文史方面的，不涉及科学家；科学家们没有“半部论语足以治天下”的想法——政治家的本领，则在对事和对人上；他不但必须能够处理事，尤其必须能够处理人。处理人分两点，一是知人，一是用人。知人并不太难，因为难得的是人才。果有人才，正如鹤立鸡群，不会辨认不出来的，而难的却在用人；因为虽有人才见知，却知而不能用，或用而不能尽，或用而不得其当，正同不知一样。用人的条件最要紧的一个是“恢廓大度”（magnanimity），也就是所谓“气魄”。有大度的人，与人有“无所竞”之心，因之才能够使“人尽其才”，而人才也自然“甘为我用”。这种性格，在另一方面表现的，是“度量”，度量就是能够容忍无端敌视的能力（tolerance of unjustified）。在社会组织上，领导地位的本身就是被别人无端敌视的对象。地位愈高，无端敌视者愈众，因之所需要的度量愈大。因为这种敌视，只有度量才能够予以克服，而也必然的能够予以克服。培养度量有方法，就是把自己看轻一点就行了。不过，这句话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却大为不易。——而以上所说的“气魄”、“度量”，一个学者是不大用得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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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家必须有“品格”（操守）（integrity）。他必须具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才能够使他“有所不为”，才能够使他“不为利诱，不为威屈”。而这种品格，并不是一个读书人平日做学问时所急切需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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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治家需要“经验”，要有处事的经验，要有用人的经验，要有深切体察社会各阶层状况的经验。一个专在书本上下功夫的学者，是得不着这些经验的，而事实上也不那样的需要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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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治家需要一番“磨炼”，孟子讲得最为传神，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约可以分几方面来讲。其一，政治的对象是民间，民间的疾苦，惟有在民间生活，才能真正领略，而政治家在逆境中，才能够真正到民间来生活。其二，政治是一个有统属的组织，因之无法消除在下位者对其长官的逢迎。所以在政治上工作的人，在他的长官看来，几乎无一不是好的，而从民间看，则谁好谁坏，好坏到什么程度，又几乎无一不是一目了然。久居高位者，惟有遭受贬降，才能够有再多一次从民间看人的机会。而久居民间者，对人才的认识也更清楚得多，也才能够充实他日后从政时的人才储蓄。其三，政治家遭受逆境，才体会到许多平生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之真的可能，譬如“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才知道种瓜竟得豆——譬如许多过去受过自己深恩大惠的人，竟可以一下子反面无情，而素昧平生的人，居然肯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挺身而出，来帮忙渡危解难。凡此种种，都是在扩充一个政治家的人生经验，也正是促成他在智慧上的更为成熟。其四，政治上的生活是十分忙碌的，惟有在逆境中，才能够使他重新得到悠闲，使他能够在精神的冷静和寂寞（mental solitude）中，重新习练深刻的，透彻的思考。其五，政治上的逆境，使他把权力利禄名位都看轻了。于是由淡泊（无得失之心）而宁静（不切切于事功），自然而然地不再那样看重自己。而这一种开拓的心胸，自然可以爱惜人才，信任人才，而达到用人的一种极高的境界。其六，惟有从得失中过来的人，才能够真正打破得失的观念，才真是百炼之钢。惟有这种人，才能有真正坚强的意志，才有真正的毅力，也才能够真正有所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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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是上天对政治家的恩赐，因为它是可遇不可求的。政治家之需要经过逆境，如同树木之需要经过风霜，是他们成熟过程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对于在书本上作学问的人们，则并不是那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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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声望”对于政治家是很重要的。同样一句话，由没有声望的人说出来，就不免人微言轻，而出自有声望者的口中，则“先声”足之夺人，可以使人“望风景从”。这一点在作学问上就不那样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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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学问和政治上，最不相同的一点，是“机会”的作用。政治上的成功——一个人之能否见用，政策之能否成功——不是一个人自己所能主宰的，而含有若干命运的成分在内。记得曾文正似乎说过，一个人的功名事业，风水和八字的作用大，学问和能力的作用小。但是做学问，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绝少机会的成分在里面。然而世上竟有不少有前途的学者，放弃了他们有把握的学问不做，而到没有把握的政治里去翻筋斗，真是使人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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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但是二者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年纪”。艺术界里每每有很早成名的天才，但是，学者和政治家，则都是年纪愈大，修养愈深，而造诣愈高——当然不是没有限制的，到了思想僵化，和时代脱离，那就完了——到那时“炉火纯青”，才真算得是“得天独厚”。他们这时一言一动，真的可以移风易俗。古语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样的人物，才算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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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报》，196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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