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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对修女海伦·培贞所言，出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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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仇恨招致何等苦难，上天竟以爱情断除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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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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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航空1027号班机在夜色中缓缓降落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国际机场，入境队伍短，美国籍旅客无须签证，出去后立刻看见我的行李箱安稳地躺在那里。佩戴高尔夫山丘饭店识别证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进车子以后，车子驶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的道路，朝市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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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如其名位于山丘。涅卢提拉玛（Nyarutirama）区内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属高级地段。饭店的住房外观颇具郊区公寓风味，以黄褐色系为主调，但不知是否为了弥补过分单调的景观，许多地方都加上了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长颈鹿和部落传统壁画，房间钥匙绑在非洲大陆形状的皮革上。我要在这里度过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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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之所以挑选卢旺达作为监狱之旅的第一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狱政特别糟：27个国家平均之后，超过收容量达141%，全非洲大陆超过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至少100万人）尚未受审，换言之，某些国家牢狱内的人可能九成根本无罪。非洲各国政府不够重视司法，贿赂、吸毒、卖淫、强奸十分泛滥。1996年，各国代表团曾在乌干达集会，起草非洲监狱报告书，内容指出监狱对于遏制犯罪几无功效，其后又发表针对监狱环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监狱“不人道”、“管理人员行径恶劣”，结论指出，过度依赖监狱“对司法无正面意义，未保护公众，稀少的公共资源没有好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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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来到这里不是要继续感伤，而是希望找到能透进曙光的裂缝。正因为非洲各国司法系统问题严重，所以存在积极改革的空间。危机就是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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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选择卢旺达，其实是因为其他国家听见卢旺达三个字，脑袋里就联想到：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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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者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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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卢旺达发生百日大屠杀，胡图族杀害约100万名图西族，手段多为利刃或钝器，这小小东非国家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卢旺达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会及经济繁荣收获声誉，但人们想起卢旺达，脑子里还是大屠杀。其实事件过后20年，卢旺达已是非洲新生的模范，在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领导下，商业竞争力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连续六年在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长都达7个百分点，识字率飞跃提升，国民卫生每人每年负担低于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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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之所以成绩斐然，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种族和解。文献指出，该国在屠杀事件后设立了“盖卡卡法庭”（gacaca）[1]，属传统聚落的司法制度，由小区居民集结并整理加害与受害者名单，但最终目的并非施以惩罚，而是裁决如何补偿。我也听说卢旺达的司法途径大概是回归了文化根源，鼓励的不是惩罚，而是宽恕与补偿。屠杀事件促使这个国家思考其社会支柱，审视监狱系统，甚至司法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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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几十万、几百万彼此存在弒亲之仇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但他们比邻而居，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相互体谅。以卢旺达为旅程的起点深具意义，因为关于犯罪的对话不应从犯下罪恶行径的人开始，虽然我们总是这样谈论刑事司法：是谁犯案？如何惩治？却忘记将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无论如何关切加害者，都不该淹没我们对于受害者的重视。因此，踏入监狱这个犯罪者的领域前，我必须先浸淫于被害者的国度，踏上其中巅峰，也因此首选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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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以后，第一步是调查卢旺达有哪些非政府组织与我目的一致，能够带我进入监狱。可以寻求的合作对象很多，因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该国当前的精神指标，许多非营利活动以此为主要诉求。浏览过诸多使命宣言后，我锁定其中一个组织，他们的服务对象设定为大学学龄的屠杀幸存者，年纪在25岁以下，很多是孤儿。通过网络与该组织创办人联系后，我很快得知这些幸存者也想探访监狱，因为狱内八成囚犯的罪名与屠杀事件相关。年轻人原本就想发起探视活动，不过迟迟没有实现，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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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基加利，我的动机是与年轻幸存者合作，一同进入都是屠杀者的监狱一探究竟。探访行程为何，能有什么作为，甚至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等等问题，在旅程之初毫无头绪，但我还是来了，因为首次读到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Never Again Rwanda，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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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有一句话像咒语般贯穿我的童年，贯穿经历大屠杀的犹太人社群，就是这同样一句话：噩梦到此为止。我的族谱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战屠杀中丧生，或许这是个适合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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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仇恨埋下和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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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西卢大楼，美国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上，一个路口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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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说明地址的詹姆斯是当地人，身材矮壮，英文说得和卢旺达语一样好，因此成为基加利最多人雇用的出租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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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之前，旅馆经理塞了一把伞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头明明晴空万里。“相信我。”她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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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播放着牙买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专辑，他在牙买加的舞厅很红，歌词走粗鄙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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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人喜欢情歌喜欢得过头了，”詹姆斯笑道，“太多爱来爱去，打开电台我就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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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目的地。对面有间挂着红色灯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实就是一个混凝土箱以蕾丝布做门面，旁边墙壁上用喷漆喷了些图案。我找到NAR组织的招牌，穿过光亮铁栅门走进去。办公室里空空的，四面是褪色的米黄壁纸，只有一两张木桌子和几台过时的计算机，不见任何人影，“良知”的歌声从美容院那头传来。直到走进后面房间，我才找到执行总监艾瑞克·马荷罗，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还系上领带，窝在座位上。见我进来，他腼腆地握了手并开口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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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见一下计划负责人？”艾瑞克带我回到前面办公室，阿尔伯特·杜库祖穆瑞米已经站在那里。他的外号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岁，体型瘦长，动作显得慵懒，与那双锐利的眼睛不相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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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后，立刻切入正题，不过讨论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灵光，勉强能沟通。卢旺达在1994年以后才将英文课程纳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杀后的世代英文能力参差不齐。有趣的是，卢旺达本身为非洲大陆上少数语言统一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使用同种语言，不像邻国肯尼亚数十民族语言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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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托斯和我聊到卢旺达监狱的源流。当年德国殖民者引进监禁制度，1916年比利时接管后拘留所数量大增，形态则有所不同，当地称为单人囚室：非正式但用于拘留的小屋，里头有客厅、客房，甚至厨房，颇具隐私。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族政权以流氓或游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图西族后，将之关进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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