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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人喜欢情歌喜欢得过头了，”詹姆斯笑道，“太多爱来爱去，打开电台我就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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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目的地。对面有间挂着红色灯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实就是一个混凝土箱以蕾丝布做门面，旁边墙壁上用喷漆喷了些图案。我找到NAR组织的招牌，穿过光亮铁栅门走进去。办公室里空空的，四面是褪色的米黄壁纸，只有一两张木桌子和几台过时的计算机，不见任何人影，“良知”的歌声从美容院那头传来。直到走进后面房间，我才找到执行总监艾瑞克·马荷罗，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还系上领带，窝在座位上。见我进来，他腼腆地握了手并开口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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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见一下计划负责人？”艾瑞克带我回到前面办公室，阿尔伯特·杜库祖穆瑞米已经站在那里。他的外号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岁，体型瘦长，动作显得慵懒，与那双锐利的眼睛不相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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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后，立刻切入正题，不过讨论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灵光，勉强能沟通。卢旺达在1994年以后才将英文课程纳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杀后的世代英文能力参差不齐。有趣的是，卢旺达本身为非洲大陆上少数语言统一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使用同种语言，不像邻国肯尼亚数十民族语言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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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托斯和我聊到卢旺达监狱的源流。当年德国殖民者引进监禁制度，1916年比利时接管后拘留所数量大增，形态则有所不同，当地称为单人囚室：非正式但用于拘留的小屋，里头有客厅、客房，甚至厨房，颇具隐私。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族政权以流氓或游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图西族后，将之关进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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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大屠杀事件以后，卢旺达没有足够的基础建设能安置超量的杀人犯，全得将他们塞进有限的空间里。到了1995年，囚犯人数超出容纳量5倍，拥挤的环境带来可怕的结果，数千人感染肺结核与痢疾，犯人真的必须一个叠一个，堆起好几层，他们又渴又饿只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后六周，基加利中央监狱死了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卢旺达中部大城吉塔拉马（Gitarama）监狱也在八个月之内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须睡厕所，还出现所谓“僵尸”（komeza，原意为“持续”）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入夜后只能走来走去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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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重大，卡加梅总统展现惊人气魄。“让犯人出去。”他直接这么下令。1998年，首先释放年迈的囚犯。2003年，一口气释放了2.4万人，包括重症者、参与政府推动认罪计划者、屠杀事件时未满14岁者。2005年，第二拨释放2.2万人。释放以后，人犯不拘禁在监狱，仍旧要面对控诉，法律依据为1996年针对屠杀行为进行分级认定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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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惨况，司法正义如何实现？联合国安理会设置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找出要为事件背负最多责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诉，程序直到2014年才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卢旺达的法院系统也起诉逾万人，尽管2007年废除死刑，但之前已处决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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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多数人则进入了卢旺达的伟大实验，也就是回归当地传统的司法模式。“盖卡卡”原意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进行审判和公听，过程完全公开，由社区选出的法官进行审查。听桑托斯描述时我还是难以想象：2006～2012年间，1.2万个“盖卡卡法庭”审判超过120万个案件，除了做出判决，更可以对悔意充分、想复归社会的人提供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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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代之前，“盖卡卡”裁决的多半就是补偿方案，补偿形式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肉体惩罚或死亡。屠杀事件之后，“盖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将犯人纳入2005年成立的40个巡回式“公共服务营”（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TIG）。大约有5.3万人被送入TIG成为公共服务人员（tigiste），他们以劳动服务作为弥补，造桥铺路、兴建校舍、盖房给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屠杀的幸存者。公共服务人员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须从家中往返，也必须读书识字，接受建筑技能训练、公民教育、认字学习卢旺达历史，并了解政府政策。TIG为卢旺达政府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又减少监狱人口达53%，囚犯人数减少到5.8万人左右，相较之前已经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数在全球依旧排名第七。卢旺达矫治署继续努力，并大胆提出将监狱由14座减少到9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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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桑托斯深入对谈，我了解到这么多背景信息。他还表示NAR组织中的年轻人一年前曾经拜访公共服务营，可惜没有成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合作的监狱探访计划这次能够持续下去。我打量着他那副坚定神情，脱口而出：“桑托斯，你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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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轻声以法语回应，不过很快又改成英语：“你们怎么说的？为卢旺达埋下和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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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亲眼见证那诚恳至极的态度，我一定会以为是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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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回饭店前，我请詹姆斯带我到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坚强些，”他笑着送我下车，“别哭哦。”这么说的同时他似乎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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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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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哭得好惨。“卢旺达是个湖光山色、绿意盎然，又充满孩童笑靥的国度。市集里除了熙来攘往的客人，还有鼓手与舞者表演，工匠们手艺精湛。”导览的开场介绍完以后，就进入1994年惨绝人寰大悲剧的细节。虽然不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那样揪心，但同样精准到位。大屠杀之前已有许多小规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连串针对图西族的攻击，迫使数千人迁居邻国布隆迪、刚果、乌干达；35年后妇孺也成为目标，母亲们遭到强暴，还被强迫杀害亲生骨肉，或恶意传染艾滋病毒，也有铁链捆绑和活埋等等。走进儿童室，里面纪念“本该成就未来”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肠胃翻腾，例如“在母亲怀中被刀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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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博物馆，饭店经理预言成真，艳阳高照的天气转为倾盆大雨。路旁牌子写着“请勿踩踏坟墓”，我看了又一阵啜泣。有个十几岁男孩面带笑容，正在为坟墓上铺盖的蓝色帆布清除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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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啰！你结婚了吗？”他竟然这么大声问。我不知所措，摇了摇头。“从哪里来的呢？”他继续笑着问，心不在焉地继续清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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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我嗫嚅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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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啊！那你应该蛮有钱的。”男孩这么叫道，掀开帆布一角：“你是来看坟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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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耗尽全力忍着没呕吐。底下是个坑洞，里面塞满颅骨，几乎要满出来了。数万颗骷髅头像棒球一样堆在里面，一个个人头，一条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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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离开以后，我心绪混乱。刚才的少年是胡图族人，还是图西族人？如果我要对我见到的每个人都猜测其种族，这公平吗？桑托斯忍受的是什么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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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究竟该如何面对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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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该让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发霉腐烂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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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晃进纪念品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卢旺达文和斯瓦希里文三语对照的语言学习书，另一本是《我们幸存于卢旺达大屠杀：28位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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