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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女王！”他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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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玩笑说那女王的风头总是被大卫王抢走。大家记得大卫，却不记得大卫的妻子、所罗门王的母亲。“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七的女儿’或者‘好运的女儿’的含义。”我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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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托斯听了很高兴，拿了我的笔记本，用大写慢慢拼出一个词：“UMUNYAMAHIR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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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的卢旺达文名字，”他说，“好运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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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学生慢慢到了，也是进教堂的装扮。里头英文说得最好、个性最大方的尤金凑近，他说他母亲在距离基加利市两小时车程的沙隆村一间孤儿院工作。琼与娜塔莉两个人坐在角落有说有笑，娜塔莉和其他许多成员目前都就读于基加利大学，主修商管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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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了，学生又开始怯场，桑托斯和尤金的翻译也显得零零落落。我们还卡在探访行程要搭配什么余兴节目之中，不久后我完全置身事外；进入民主程序，每个人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桑托斯只能偶尔抽空告知我共识是什么。访视有一部分是座谈，以小组形式讨论时事，他们挺喜欢我的建议，也就是缩小小组规模，确保囚犯和自由人充分混合。这是我在美国实行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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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活络起来，学生开始为小组讨论设定主题，桑托斯提议“如何维持本国和平”，去年参观过公共服务营的领队马修听了却眯起眼睛。马修之前没空来开会，这天第一次出席，直至此刻发言不多，却忽然吐出一串英文，而且冲着我来：“哪有办法和这些罪犯、这些种族屠杀刽子手探讨如何维持国家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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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有只大象迎面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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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种族屠杀刽子手”。这些字眼至今都掩埋在漂亮的场面话底下。“和平”。“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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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桑托斯出声，接着他们继续讨论，也起草一份企划书。事后，桑托斯告诉我他如何一席话镇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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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去监狱探视，是因为我们希望放下恩怨，给他们重生的机会。’他们总有一天会出狱，难道我们希望这些人依旧愤怒、充满仇恨？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村子里。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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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自问：像桑托斯这样的人，只是我想象的幻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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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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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天，我越来越习惯基加利的生活。“世界迎接基加利”，高尔夫山丘饭店出去的路上有块海尼根广告招牌，广告牌上写着这句标语。没错，世界各地都有人来这里，大半是志愿者，在饭店和市区店家都能遇见。有个医生也是纽约来的，此行目的是要训练卢旺达人使用超音波仪器。荷兰来的新朋友想推动当地女性微型贷款。另一位加拿大籍索马里医师看中房地产的增值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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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多半待在NAR，晚上则和朋友出门。早上习惯在饭店房间阳台和电脑约会，享用气味醇烈的卢旺达咖啡并阅读当地报纸。每天都有至少一则屠杀事件的相关报道，例如某人提出反屠杀理念的法律修正案，又或者追踪琼·文肯迪案的后续发展。琼·文肯迪（Jean Uwinkindi）原是牧师，却夺走数千人性命。在卢旺达，1994年仿佛只是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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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NAR组织，我也试着融入当地文化，主动与音乐工作者接触，或者与每个遇见的人聊聊音乐，否则没有材料能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做专题。果不其然，音乐是另一条倡议和平与和解的管道，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歌曲正向积极，不涉及政治、种族屠杀或者类似的沉重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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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歌唱的是爱。”外貌和言语一样沉静温和的非洲节奏（Afrobeat）音乐人卡米基说，“我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但是该把它放进歌曲里面吗？那样做只会让自己发疯，何况有谁希望动不动就被挑起那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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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饶舌歌手也一样。虽说饶舌音乐言人所不敢言，歌手们仍旧表示不希望音乐和政治挂钩。没有任何地方比卢旺达更明白沉默的力量，在这里提及种族议题，说错一句话就是莫大罪过，因为不久以前对其他种族的批判导致了那不可说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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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有可能走火入魔。”卡米基又说，“屠杀事件发生前，大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大约100万人遭到杀害。回顾过去，显然有些话不该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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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时至今日仍有知名音乐人士因为创作反图西族的歌词而遭到起诉，卢旺达坚持以法律捍卫反种族屠杀的理念。屠杀事件过后，卢旺达成立国家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下设置国家团结教育营（ingando），获释的囚犯在接受“盖卡卡法庭”审判前得先在那里度过几个月，深入理解卢旺达政府宣扬的和平、团结、和解及反报复的理念。直到现在政府依然鼓励各行各业的百姓，无论学生、政治人物、教会领袖、娼妓、退役军警或屠杀事件的加害者以及“盖卡卡法庭”的仲裁员，大家都可以抽空去团结教育营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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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是洗脑，是政治操弄。我也试着化身怀疑论者，从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观点来分析，仔细剖析每个人说的话，想找出思想钳制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发现在屠杀这脉络下，“洗脑”未必负面，教育和灌输的分界本就模糊。就卢旺达历史而言，对照眼前的和谐宁静，如果他们借此塑造出和平的国家氛围，对言论自由的少许限制和审查是否罪不可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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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计划有了重大进展。NAR的艾瑞克和桑托斯明天要带着我起草的提案说明前往矫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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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别跟着比较好，”艾瑞克说，“承办人员看见你可能会紧张吧。”他迟疑一下，心里在想这个美国教授是谁，到底要干吗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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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表示无妨，就留在这里等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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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波本咖啡厅，也就是卢旺达的星巴克，我和艾迪的死党伊斯梅尔聊了起来。他和艾迪一样从事艺术工作，目前正在制作一部叫做《离异》（The Divorce）的影片，内容述说他和他父母那一辈的隔阂。与艾迪不同，伊斯梅尔同时是伊斯兰教徒和屠杀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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