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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萨姆质疑：“知识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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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透过知识理解到自己受压迫却又无力改变，那种日子太痛苦了。”安德烈用力指着讲义上的内容：“就像作者说的，经过教育的人没办法继续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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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穿信佳制服的男人拿着摄影机悄悄拍下几张照片以后溜走。安德烈继续说：“换作是我的话，也宁愿当野兽，而不是被关在牢房里面还会思考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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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马尔科姆·艾克斯就有不同的意见，”他的同学拿起讲义念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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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监狱里发现，阅读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回想起来，我认为阅读能力唤醒了沉睡的渴望，心灵希望获得生命……不久以前，有一位英国作家从伦敦打电话给我，他问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你现在的归属是？”我说：“是书。”只要能空下来超过15分钟以上，你就会看到我在读书，对黑人有所帮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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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弗雷德里克，他的态度更强硬。”一个50多岁、戴着圆眼镜的学生说：“像是逼着大家面对。例如最后一句，主词忽然变成‘你’，就是对读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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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时代相距了一百年，但是世界没有太大改变。奴隶制度其实依旧存在，只是放在监狱里。”萨姆说：“而且铁栅越来越高，当然受不了。现在不是好声好气求人家给自由，而是大叫‘把属于我们的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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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那个什么……你们那边怎么说的？”另一个学生开口：“好像是‘汤姆叔叔’[7]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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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可谓奇迹，这个班级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事前安排绝对无法达到这种效果。学生们对于细节的注意、对种族议题的敏感度很高，他们沉浸教材不停笔记。下午立刻上了第二堂课，其实原本预定的计划并非如此，但是他们非常积极，于是布兰特从善如流协助安排。课堂上我们分析了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作品，故事是一名中产阶级的青少年跌跌撞撞，最后进了尼日利亚的监狱。即便故事中的非洲国家他们甚至没听说过，但很快就从故事里面找出种族、阶级及性别的影响，并且转化为道德标准或实用主义的讨论，也能与自己在监狱内学到的或还没学到的结合。教室里面回荡着自我质问：当社会腐败严重，个人过得安稳就好吗？人类是不是真的能摆脱所谓伪善呢？为了多数牺牲少数这种想法究竟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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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欢监狱里面不也一样吗？我们是被所谓大众福祉牺牲掉的一群。拿我们杀鸡儆猴，做替罪羔羊。”萨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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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萨姆读了他的自传：“我今年28岁，但其实两年前才出生。”两年前，他进了监狱，失去家人的爱。“人生很有趣，有时候一瞬间决定一切。即使明明装满良善，明明还完整，只要一时不察，犯下一次过错，就连最亲近的人也觉得你是自甘堕落，自取灭亡，所以该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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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提起自己幸福的童年，那时哥哥姐姐还争执谁比较爱弟弟。时光一去不返。他继续念道：“我坐在牢房里，想象家人现在正在做什么。没办法，我想象到的就是他们聚在一起，说着谁最讨厌我，谁有先见之明，谁受到的打击最大、内心最受伤。讽刺的是，假如他们愿意和我保持联络，继续当我的本大哥、我的丽贝卡和盖布姐姐，一定会发现我仍旧是当初的小弟，仍旧对哥哥姐姐充满爱和期待，而且非常想念家人。现在我成为更好的朋友和更好的人，可以给予更多。要是我留在原本的生活没有进监狱，反而学不到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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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的作品和萨姆一样，不只文字流畅，内容也充满洞见。安德烈述说儿时在英国成长的经验，他还有17年刑期，入狱之前已经是个有名气的音响工程师，可惜误入歧途沾上海洛因。“大众并不知道要变成我们这样的人有多容易。”他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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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学生的自传提起因为情绪激动失手杀害挚友；还有一个人思念着在奥兹国金矿里工作的父亲。“他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随处可见的典型矿工和铁道工人，”学生大声朗道，“骨架大，身子骨像铁打的，黑色头发总是抹上发油向后梳，平常没事就喝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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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到这儿他没办法继续，因为止不住啜泣。“好难啊，”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满布刺青的手掌抹去脸上泪痕，“我很想念他。真的很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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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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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问了那四个囚犯是否喜欢写作，只有一个人给予肯定答案。今天下课以后，他们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回来继续开课，也打算找时间将自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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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渴望有这机会。”安德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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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句话，我想起在乌干达的经验，虽然都是监狱里的班级，可是学生的肤色极端反差，应该说卢济拉监狱和金合欢监狱本身就如同黑白一样对比分明。然而，学生对于写作的接纳程度一样热烈，因为他们都透过文字挖掘出埋藏内心的伤痛，于是也一样饥渴地希望能够在纸上进行更深地探索与表达，因为只有这一时半刻他们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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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特陪着我走出监狱，外头空气像烤箱一样。这是少数我走出监狱以后内心比较平稳的经验，由于金合欢监狱已经有足够的基础设施，相信我作的这点贡献效果也能延续较久。布兰特更积极，他已经开始构思如何聘请更多大学教师，以今天这两堂课当作所谓大师课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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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应该送回图书馆吧。”他捡起掉在地上的一本《孙子兵法》，继续描绘对未来的规划：“预计一年之内就可以改造这里的高等教育系统，我会向你报告进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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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到做到。我回美国以后就收到电子邮件，布兰特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位讲者，还为我教过的那个大学程度班级取名为“监狱人才信托”（Prison Brai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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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万杜或波罗尼亚那种原本就带有疗愈作用与采取修复式正义的环境设计不同，金合欢监狱证明了，只要一个环节就可以在传统监狱引起变革，而那个环节是人。读着布兰特写来的信，我想起远在巴西的玛拉，她也致力改善单人监禁体制。在泰国时，一位狱警曾表示那里每千名囚犯才一名狱警，而且之前5个月就有两个同事遭犯人持利物刺伤。奥蒂斯维尔里面有一些管理人员快要退休了，数日子的方式和牢笼里面的人没两样。“还要蹲5年。”他们这样说。“狱警和囚犯一样受困。”这句话出自著名的斯坦福1971年监狱实验的参与者，实验中受试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管理者：“差别只是他们可以自由走动。但事实上，他们背后也有一扇打不开又过不去的门，换句话说，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体的，环境是大家一起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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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几个月，布兰特持续通知我金合欢监狱起了什么变化，像是舞台活动、系列讲座、电影节等等。就算只是在伤口贴上绷带，却如同波罗尼亚的辅导主任所言，滴水总有一天会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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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纽约的我继续深思资本主义和罪犯之间的关系。监狱改革这一领域出现的新流行语是“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也就是政府针对特定人群设定一个清楚可量化的改革目标，然后委托外部组织着手进行——这个外部组织确实想要获利，但同时也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而只要它可以达成目标，政府就愿意给钱。由于是债券，所以投资者提供该组织需要的人事和服务成本，之后请第三方评估目标是否达成；计划成功时，政府付钱给该组织，组织再支付投资者利息，但若计划失败就没有公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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