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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6年，新加坡狱政署兴起了新的流行语，也就是“康复”。他们忽然改弦易辙，指出监狱不应只是惩罚手段，并据此修正章程规范，促生新的监狱建设、新的用语词汇，有很多缩写不断出现，像是MAS（Mandatory Aftercare Scheme，狱后强制辅导）、CBS（Community Based Sentences，社区主题量刑）等等。新策略确实发挥功效，再犯率从2000年的40%掉到了2010年的23.6%。我之所以大大方方在这儿，也就是因为政府迫不及待想要展现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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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来龙去脉以后我更加好奇，除了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成效卓著，也因为这样的转变看来并非出于经济需求。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都因为经费不足才开始研究如何改造监狱环境，简单来说就是没钱改善硬件，也没钱继续盖监狱了。反观新加坡有蓬勃的就业市场，政府效率高且资产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据说其主权财富基金超过5000亿美元，理论上不至于被监狱拖垮财政，而之前数十年也都以严惩为政策主张。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改变？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试管计划，而核心就是关于报复、改革及正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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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前，黑暗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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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我到了新加坡樟宜区，这里除了樟宜机场以外还有新加坡的14所监狱之一，由1936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所设置，现在收容了12000名囚犯、配有2500位工作人员。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曾在此处设有平民拘留所，至于我要待上一整天的实拉让军营（Seralang Barracks）则监禁过最高5万名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不过除了二战兵营和一堵坍塌旧墙，其余建筑物都是近期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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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重生后成为实拉让公园小区监督中心（Seralang Park Community Supervision Center），刑期届满的囚犯可以来这里工作适应，出狱者也会过来和看护人会谈。我穿过刮刀刺网，所见景象以绿色铁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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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过半数囚犯都知道这里，但多数是刑期结束以后才来，报到地点像是一般学校的活动中心，数百名出狱者在电子化柜台前登记以后就可以找位置坐下，之后看护人会过来了解他们出狱以后的生活状况，无论现在从事清洁工、电信销售，还是厨师。由于职业训练以及持续与人力资源部门合作，本地出狱者就业率高达99%，主要进入饮食、零售或观光产业，而且根据政府统计，经过“安置”的出狱者，获释之后留在工作岗位的概率高达59%。美国情况则大为不同，近半数出狱者获释后第一年完全没有得到雇用，调查显示资方不羞于展现自己对有犯罪记录者采取歧视态度，换作性别、年纪或种族这些项目时，他们就会稍作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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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设计给最多120名男子入住，大部分是刑期最后几个月，也有少数人从头到尾留在这里。里面是灰色调，只看到金属置物柜、孩童尺寸的小床铺着卡通图案的被子，或许比起牢房那边的稻草垫好一些。墙壁上空无一物却写了“积极乐观”，囚犯不必穿制服，会被安排出去工作，还能请假回家或参与小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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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多问题，囚犯很守规矩，”一位狱警告诉我，“他们很珍惜机会，不会捣乱。”但如果捣乱了，大头照就会被公布在墙上。我看看记录，有“生病未及时通知雇主”“为延后门禁而谎报理由”“捏造签到记录欺瞒雇用单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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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狱警以前是工程师。“盖房子的。但是现在呢，来重建这些人。”他带我离开的时候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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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外工作制度我在澳大利亚万杜也看过，其实是个万无一失的做法。明尼苏达州的一份研究显示，监外就职会降低囚犯再度犯罪的概率，而且大幅提高出狱之后的就业率、就业持续时间以及所得，并间接为州政府省下125万元。然而，因为美国社会太趋向避险，所以监外工作制度极其罕见，有许多人光是听到囚犯离开监狱就紧张得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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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了实拉让公园以后，我到当地有名的小贩中心[3]用晚餐。这里的商家都受政府督导，标榜是最安全的街头饮食摊位，提供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料理，也展现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有人说新加坡人光是透过饮食就达成族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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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旅馆，我收到了一封简讯。“贝兹！”语音留言听起来欣喜若狂：“是我，乔纳森！我回家了，有空打电话过来。”乔纳森是我的学生，今年23岁，被关了6年终于出狱。我也同样兴奋，立刻回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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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乔纳森在吗？我是他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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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了一会儿，彼端传来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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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听见这样一句话。”接电话的是乔纳森的妹妹，我说了自己以他哥哥为荣，夸奖他的才华。后来话筒到了乔纳森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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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不及要去学校了，贝兹。”乔纳森叫道，那张笑脸在我脑海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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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上电话之后我努力忍住泪水。每次看到有人离开监狱回家，情绪都是这么强烈。听到学生出狱回家，对我而言是亦喜亦忧。每个获释的囚犯都被孩子似的乐观淹没，就像刚刚我在乔纳森的声音里听见的那样。另一个学生理查德在出狱前一周对班上所有人发表感言，他觉得自己成了小说中那位炼金术士，“因为我也可以转变”。靠着这份乐观积极，他们可以挺得过出狱以后还要持续不知多少小时的恼人程序：身份登记、会晤假释官、参加愤怒控制，以及其他很多课程，还得到许多我想不起来的单位报到。只有乐观积极才能够让他们愿意耐着性子安安静静学习和使用放逐期间问世的新科技。“嗨，贝兹，”一次学生出狱隔天就传短信给我，“我就是练习打打字而已。”还有学生问过我“为什么餐具都变得这么重啊？”那是13年以来他第一次拿到金属制的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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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乐观积极总有消耗殆尽的时候。蜜月期过了，自由褪下光鲜亮丽的表象，他们还是得面对新吉姆·克劳的残酷人生。工作机会很少，以前熟悉的生活圈反倒造成重重阻碍，多年分离以后家庭关系也瓦解，接着创伤发作。一个人可能17岁就进监狱，时间停在那一刻，即便生理年龄来到38，在人际关系、沟通技巧等各种方面都未必有进步。监狱里的经历、落空的期望一再造成伤痛，而社会没有提供相关支持与协助。监狱足以使某些人精神失常，否认自己犯过罪，这是人性机制，不压抑某些极端情绪难以生存。但出狱的人反复面对自己以前的过错，在回归人群的道路上接受一次又一次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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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许多学生蜜月期以后进入迷失期，有时半夜惊醒，担心会不会出事了，非要确认他们没被捉回监狱才放心。可是大半时候我也只能等他们自己振作，希望某一天重新相遇，他们已将破碎的希望捡回，缝缝补补拼拼贴贴，勉强做出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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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A区，那边B区。C区、D区还没有盖，因为囚犯没那么多，不需要。”代表SCORE接待我的费玲以前担任过狱警，她带着我走进樟宜监狱较现代的区域，在新大楼入口处要做指纹扫描，然后我拿到一本新加坡狱政署发行的杂志，叫做《圆形监狱》（Panopt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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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在2009年建造完毕，B区则是2011年落成。上头的人呢，”费玲笑道，“似乎没什么命名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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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铁网外面工厂林立，同样都是橘色和蓝色、盒子形状的建筑物，加上整齐草坪。机场就在附近，这里的建筑物不能高过四层楼，换言之监狱有不少空间得延伸到地下，但也因此衍生出通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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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路前进，两旁的路树看起来像是干枯的手指。费玲解释说：A区多数为死刑犯或长期犯，但今天要去的B区则是候审者或毒品犯，这类的罪犯占总囚犯数的六至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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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室往这儿走。”狱警领我们进去，墙壁上夕阳与火鹤组合为一幅幅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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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访客室。”费玲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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