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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个小市场，我看了一下颜色代码规定，货币则通过行为良好来取得，修复区的人只能购买基础商品，有米洛猴、奥利奥饼干、寄给家人的卡片，上面有绿色标签。新生区的人因为距离出狱更近一步，所以能买的东西多了牙刷和老花眼镜。最后是重启区，他们已经很靠近外面世界，所以能买瑜伽垫好适应往后的软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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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的自治组长是印度裔，名字叫做尼扎姆，他双手扣在背后站得挺挺的。“你可以和他聊聊。”主任介绍过后说。但我有些犹豫，因为之前SCORE给的行程规划特别注明不得与囚犯交谈，是尼扎姆自己开了口，表示他已经坐牢7年，断断续续进出11次，再过5个月就可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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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我很感谢这个计划。我以前是混黑道的，不过这次出去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里的经验，我变得比较了解自己，回家以后会记住学到的责任感。”他一直低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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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扎姆穿着重启区的黄色制服，属于他们的标志是夕阳下的山崖。所有人围在一部笔记本电脑旁，为了几天以后的毕业典礼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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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又是齐声洪亮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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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着眼镜的囚犯展示制作好的投影片，说他们为典礼预备两首歌。“一首是华语歌，一首是邦·乔维（Bon Jovi）的《活在祈祷中》（Living on a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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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标看来遥不可及，别改变目标，改变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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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主任提起，原来贴在墙壁上的这些句子必须先经过委员会审核，其中很多也翻译成汉语和马来语，他们还举办格言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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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组的冠军就是这条。”他翻译了我们头顶上那一句。“爱是照亮家门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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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其实是个大体育馆，兼具小区中心的功能。附设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很多英语和汉语小说，及佛教、印度教经典。一些人坐在里面谈天，模样看来自在，栅栏上面贴着“责任”两字，是这里的五大核心价值之一。一些狱友正在玩五人足球，在别的监狱这运动会被禁止，因为会有身体接触。但在此地为了鼓励复归社会所以开放，反正出去一样可以玩。另一头有一排人正等待剪发，这是生活公约一部分，规定全部贴在墙上；修复区的成员是固定发型，重启区的人只要遵守短而干净的大原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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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这儿，我的参访结束了。费玲带我穿过长长走廊到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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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前，黑暗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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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是最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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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周后来我还在思考自己所见所闻，就顺便去做了一趟云端漫步。新加坡确实提供了观光客走在天空的机会，滨海湾花园有个区域叫做“云雾林”，景色之壮观前所未见。我一边闪躲正在自拍的韩国游客，一边暗忖：能够人工制造生态圈的国家，有能力打造零缺点的刑事司法系统好像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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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加坡在这方面的需求不高，犯罪率近期又降低4.3%，为30年来的新低。晚上我走在昏暗但迷人的唐人街，感受到良好治安多么可贵，想起7年前第一次为研讨会短暂到访就留下深刻印象。那次我在购物中心里面付了20元钞票，可是店员以为是1元，所以没找钱。我提出以后，她问了联络电话，表示当天收款机结算后会通知我。哼，是吗？我内心那个愤世嫉俗的纽约人不怎么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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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1分，我的电话真的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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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找到您的19元了。”听到话筒传来这句话，我当下呆掉，很难想象居住在大家如此守法的国家是什么感受。而这次我有机会和当地人聊天，他们的反应是新加坡像“有空调的国家”，大家被宠坏了，生活里只有第一世界的问题[5]。费玲也说新加坡人只要周末去马来西亚买个东西，回来就会觉得家乡真好。“不去外面看看，不知道治安和经济得来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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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新加坡政府透过许多渠道宣扬国家成就是个奇迹。“一个海岛城邦如果平凡无奇就难以生存。”李光耀在1959年经选举就任新加坡自治政府的总理，我在当地书店买了一本他的著作《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花了一个下午在海滩边仔细读完。“我们必须更团结、更有韧性，也更具适应力，事情做得比邻国更好但是更便宜，这样才能跟别人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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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局势对李光耀很不利，接连受到英国与马来西亚统治，刚独立的新加坡没有内需市场，人民教育水平低下，几乎完全倚靠英国补助存活。岛国夹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两个相对大上许多的国家间，必须应付随之而起的种族融合问题——大约75%为华人、14%为马来人、还有7%印度人。1964年曾因种族问题起了暴动，但在李光耀领导下国内风气逐渐和平，人均GDP在1959年为400美元，到了2012年飞跃至5205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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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做法是规划基础建设，设立经济发展银行和产业园区吸引欧美投资，提高公务人员薪资，力求减少贪腐；融合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与社会主义的团结合作。拥有居住权的人会自认是社会的一份子，因此新加坡政府提供公营住宅，价格合理，等候时间很少超过半年，还通过住居分配增进族群融合。李光耀不屑的不只是外国援助，还有社会福利机构，他选择以小区中心和便民服务为主轴，并且美化机场和市容，营造投资人眼中良好的第一印象，兴起绿化运动，政府设置团队专门整理花园、种植树木，后来除了禁绝香烟广告，还禁止口香糖，甚至推动人民戒除“第三世界恶习”，例如随地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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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李光耀的书，我发现自己几乎忘记了新加坡和旅程起点卢旺达的一个关联点：保罗·卡加梅总统公开表示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将效法殖民时代结束以后的新加坡，许多制度参考了李光耀的施政。所以卡加梅也以投资环境和防弊为重心，建立支持高科技的基础建设等等。无论新加坡公民还是卢旺达公民，都享有健康保险和受教育通道，国家追求效率和产能，两个国家也都在所处地理区域成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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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知道作为例外是得付出代价的，社会经济稳定的“绿洲”需要成本，比方说无论规模大小，总是会有限制社会自由的政策，卢旺达禁用塑料袋，新加坡禁嚼口香糖，政府插手媒体并控管言论自由。“就算成为‘保姆国家’[6]，”李光耀在书中响应批判，“我仍引以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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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看到一个本地网站讽刺新加坡政府的保姆心态，列出许多新加坡特色，第42条形容国家效率：“只要看不到巴士、火车或通关需要等多久的告示就会生气。”其他几条却道出人民付出的代价，像第10条：“失去批判高位者的能力，即便他们真的错了。”第55条：“必须同意政府设定的个人生活习惯和形态，并因此决定你能分配到的住宅和付出的价格。”以及第27条：“任何事情只要是‘为了成为21世纪有竞争力的国家’就合理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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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条力量特别强大：为了成为一个美好的例外，公民必须忍受挥之不去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入邻国处境。因为战战兢兢，所以很多事情变得不必讨论：你们愿意遇上大屠杀吗？喜欢种族暴动？想要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刚果那样政治经济动荡不安？不要的话，就相信政府，别过问太多，免得好日子一夕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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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在旅馆外面的沙嗲摊思考李光耀缔造的伟大社会体制，而且透过纽约的朋友认识了本地两位思想先进的法律系学生，他们正倡议废除死刑，之后还要倡议废除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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