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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我没有真的在研讨室内高谈阔论。亲眼见到精神导师以后我退却了，只平淡陈述了在挪威的见闻，觉得多么特别又与期望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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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教授浅浅一笑，仿佛隔空温柔地拍拍我的头。“之前我受邀去巴斯托伊监狱，同时对管理人员和囚犯发表演讲，”他开口缓缓说道，“那是个美丽的夏日，岛上风景漂亮极了。山、海、动物，巴斯托伊看起来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避暑胜地。演讲结束以后，我朝着囚犯抛出一个问题。我说：‘假如刑期结束，各位可以继续住在巴斯托伊而且不收取房租，谁愿意留下来？’经过一阵迟疑，他们面面相觑，神情紧张看了看管理人员。最后终于有人大喊：‘才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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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只要我开始以为挪威的监狱很人道，那句叫喊就会在我脑海重现，‘才不要！’事实上，即便是挪威，囚犯依旧承受痛苦和污名，而且因为这里表象比较令人安心，所以反而更难揭穿真相。因为好名声，结果更难推动人权。我们这儿并不是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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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其实原本我就有这样的认知，而且脑袋里冒出一些线索。相较其他国家，这里几乎没有种族议题，同为北欧民族的囚犯与具投票权的自由公民没有外貌分别，因此大众对囚犯产生认同感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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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注意到真正留在监狱内的依旧是穷人和毒瘾者，本地再犯率很低有一个原因是如酒驾或意图犯罪这种微罪也可以判处徒刑，但那种罪名原本再犯概率就很低。然而，监狱里面其实有三成外来民族，多半是东欧人，这个族群的再犯数据可就不小，尤其他们被遣返出境后常常立刻再偷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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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哈尔登监狱时，拉塞也曾面露歉意带我进入阴森的禁闭室。墙壁上散布抓痕，与我在巴西看到的同样令人毛骨悚然。我得知禁闭一天会换算成刑期的一天半，不过挪威没有限制禁闭时间上限。另外，其实从历史角度观察，这个国家并非没有黑暗面，尽管不像欧洲其他国家有过殖民期，政府也曾经公开致歉，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主动将境内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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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心里感觉比较踏实了，就和克里斯蒂教授提起在哈尔登访问过陶艺班，遇见几个囚犯，里头有一位好像不到19岁，右眼底下有三个刺青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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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很棒啊，”他的笑声有些许得意，“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大笑了。这是监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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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男子雕塑着陶土面具，造型模仿蒙克（Edward Munch）的经典画作《呐喊》，我之前才在挪威国家美术馆看到真迹。他听见这对话，忽然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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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男子闷哼：“我当初笑不出来，现在还是笑不出来。”撂下这句话，他又继续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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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里斯蒂教授分享这个故事以后，我又提到纽约班上学生对于奥蒂斯维尔的第一印象。那里有翠绿山麓，到了秋天一片红褐色也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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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漂亮的地方。”他们起初也发出赞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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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诚如水手威戈所言，监狱就是监狱，无论景色多美、平板电视多大都不能填补囚犯的寂寞隔阂，以及坐牢导致的人生停滞。我怀疑眼下有刺青的少年虽然脸上挂着笑容，内心深处却不断哭泣。我感觉得到他的逞强，或者说甘愿沉溺表象：总有人说“哈尔登监狱像是五星级酒店”，他听了许多次，于是说服自己相信。纵使他真的笑了，不也一样悲哀吗？假如监狱比外界还好，那么社会到底给了大众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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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很对。”克里斯蒂教授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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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教授对于新纳粹主义者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有何看法。2011年他犯下“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在奥斯陆公家机关大楼安装炸弹炸死8人，不久后又到于特岛工党夏令营地开枪扫射夺走69人性命，可谓挪威司法制度面对过的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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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需要‘痛苦配送’ （pain delivery）服务。”克里斯蒂喜欢以这名词取代监狱，《对痛苦的限制》书中解释因为它“听起来很像牛奶配送”，仿佛因此天然无害了。“‘痛苦配送’到了这个时代，演变为追求稳定、效率、卫生的业务，”他写道，“简直和配送流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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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进一步回答他对挪威政府最后的做法深感骄傲。审判在修复式正义概念下进行，包括幸存者和死者家属在内所有受害人都可以直接在法庭发言，而且每一位都个别得到法律协助，于是总共出动174名律师。最后由5位代表组成的陪审团无异议通过处以21年徒刑。在挪威，除非是战争罪或种族屠杀，否则无论如何最高就只有21年刑期，换算起来每条人命不到100天。布雷维克待的监狱与哈尔登环境类似，可以通过函授课程上大学，生活条件与一般人无异，因为目标是矫治。当然，前提是他可以改变，大家都明白世界上有些人无法矫治成功。不过，民调显示挪威社会对于这个判决异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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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称许的一点是，”克里斯蒂说，“没有出现歇斯底里的反应，也没有酝酿出仇恨恐惧。”虽然布雷维克的罪行违反了爱、接纳、多元这些价值，大众却完整地把这些品质表现出来了。群众运动兴起，以玫瑰花象征宽恕精神，许多人将花束放在各地纪念碑前致哀，政府也暂时免除关税，让所有民众都能负担购花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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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卢旺达相同，一场悲剧转化为社会凝聚共识的机会，没有被报复和仇恨撕裂。可是“9·11”事件以后的美国并非如此，公共论述关心的是如何以牙还牙以及自我中心的爱国沙文主义，人民心灵受恐惧统治，政府也以宣战作为响应，冤冤相报永无宁日。安吉拉·戴维斯指出这种政策其实是对整个社会做情绪凌虐，并将之称为道德想象上的犯罪，因为人民被强迫切断连结他人苦痛的能力，等同于“抹煞公民的道德和情感”。她还质疑为何“在全世界都认同我们哀伤苦痛的时刻，我们自己却急着认定国家欠缺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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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犯罪，我也想提出同样的疑问。如果当初能把握机会，将我们、他们这两个概念从对立（us-versus-them）转化为协同（us-and-them）会是怎样的光景？如果不加深隔阂，而是更深切体会到所有人紧密相连，每个个人的行为都能够影响到许多人，那该有多好？或许就是所谓的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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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又降雪了，雪花在街灯下舞动。时间晚了，其他教授纷纷离去，克里斯蒂留下来继续与我分享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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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职责就是缔造出人民最为睿智的社会，以及一般人都可以好好打理生活的体制。”他反对幼儿园，因为幼儿园将照顾发展之初的孩童转化为营利事业，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共同责任。克里斯蒂反而认同小型村镇和少数民族区（ghetto），居民可以照顾、教育、保护彼此，而且各种改革只要全体集会就能推动，不需透过繁琐的议会和选举。他主张报纸和各种主流媒体都应该由教授等级的学者撰写，而且行文风格要直白易懂。关于毒品，他觉得真正危险来自于“大家觉得毒品太危险，所以连相关的教育都不该提供”。克里斯蒂也描述挪威的山中大会（Meeting in the Mountains），活动时受监禁的人、监狱管理人员，以及学者齐聚一堂，在度假地滑雪、对话，推动监狱内外的进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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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我不断赞叹这位86岁老先生的择善固执，他至今仍能以孩童的纯真目光观察世界，不停质疑既存体制、结构，以及大部分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也因此成为司法上的真英雄。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司法的对立面并非犯罪或不公不义，而是故步自封。正是因为社会故步自封，我才选择踏上监狱之旅。于是我顿时明白为何以前每当对监狱似乎感觉自在些了，内心深处就涌出一股忧惧，原来并不只是害怕自己的理智陷入惰性，而是担心我失去追寻司法正义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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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想起出狱进入约翰·杰伊学院就读的学生。我的课堂内容通常围绕两个主题，也就是种族和司法，好几周时间大家一起质疑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学生多半举手发问：“那答案到底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他们：“答案就是问题本身。”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现实生活里的种族和犯罪议题太过庞大，无法以美丽的词藻带过。人性本就复杂矛盾，要处理人性问题的系统必然得有对应的内涵。我们能做的是持续提出疑问，挑战成见和各种僵化信念。过去两年我看见同样丑陋的结构扩展到全球各地，乌干达、巴西、澳大利亚，因此我们不得不警觉了。为何文明会停滞至此？人类怎可如此怠惰？我深信人类具有想象、革新与创造的力量，监狱是一个失败的想象，一个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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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这里的制度够好，一定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培训学院的贝莉特·约翰森也这么说过，这句话拨动我心弦，原来看似乌托邦的国度也还有努力空间。这条路通往我的追寻——司法的目标是精益求精。爱是行为，司法是动词，正义则是旅程。不应停滞，不可自满，绝对不能松懈。司法正义作为运动，必须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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