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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过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一定还是有人无法活在自由社会，因为他们对别人造成威胁；也有人必定得离开社会一段时间、接受矫治，然后回来做弥补。针对后面这个群体，我们无需使用现行的监狱，可以另外成立一种机构，姑且称之为干预体系吧。干预体系可以学习古时候最初期的监狱，是一个治愈心灵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让受害者沉淀情绪、计算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让加害者自由受限之后可以好好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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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体系的目标是促使加害者面对自我以及自己做出的不良决定，过程可以纳入我在乌干达、牙买加、泰国、挪威、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地看见的疗愈性活动，包括戏剧和音乐、阅读与写作，还有修复式正义集会——简而言之，目标是真正的矫治和修复。克里斯蒂教授在其著作《适量的犯罪》（A Suitable Amount of Crime）中指出，“修复”（restoration）的字源来自古北欧语（Old Norse），意义是重新建造房屋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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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人念念不忘的格言也很重要：“如何待人，人就会如何。”家人探视、犯人请假返家不但应当予以容许，还该多多鼓励，进入机构内的人享有充分自治也担负充分责任。干预机构必须接受系统性且统一标准的审查评分，保持公开透明，因为一旦脱离大众视野，机构就不再属于社会。与教育相同，规模以及工作人员数量是最重要的指标，机构应当小，尽量寻找最杰出的人来塑造最健康的环境，就像我在澳大利亚和挪威本地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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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像他（曼德拉）一样的人，才能做到释放的不只是囚犯，还包括狱卒。”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曼德拉葬礼上的致词。一如奴隶制度剥夺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的人性尊严，歹毒的监狱制度囚禁的不只是人犯，也禁锢了维系制度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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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体系不会将人留住太久。我们应当学习挪威，尽可能缩短刑期。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据显示重刑没有发挥吓阻犯罪的作用；2012年澳大利亚研究也得到同样结论。矫治过程的效果反而相对快速，犯罪者也因此更快进入弥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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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者获释后不该因为坐过牢而一辈子受折磨，否则等于否决了人性。比较挪威和美国，我们不应当在网络设置任何人都可以查询的前科记录数据库，过去的污点不该成为一生烙印。犯罪记录仅限于司法单位调阅，不该对外开放。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努力提高离开干预体系以后的就业率。纽约州已经对配合政策的企业开出抵税奖励，而且额度不必局限在州政府目前规定的2400美元。美国部分州政府禁止雇主在文书资料或面试初期询问求职者的前科记录，这项政策应该全面实施。最重要的是通过广告、营销、公共论述，以及其他各种手段扭转文化趋势，大众不应对危险过分恐慌，必须宽恕和凝聚小区共识。那样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曾为囚犯的俄国小说家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为何写下：“要是一切都那么简单就好了！要是真的在某个地方有一群坏人，所有恶毒罪孽都是他们干的，那么只要将这群人隔绝起来全部消灭就好了。但是善与恶的界线存在于所有人类的心中，有谁愿意毁掉自己心智的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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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想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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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我没有真的在研讨室内高谈阔论。亲眼见到精神导师以后我退却了，只平淡陈述了在挪威的见闻，觉得多么特别又与期望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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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教授浅浅一笑，仿佛隔空温柔地拍拍我的头。“之前我受邀去巴斯托伊监狱，同时对管理人员和囚犯发表演讲，”他开口缓缓说道，“那是个美丽的夏日，岛上风景漂亮极了。山、海、动物，巴斯托伊看起来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避暑胜地。演讲结束以后，我朝着囚犯抛出一个问题。我说：‘假如刑期结束，各位可以继续住在巴斯托伊而且不收取房租，谁愿意留下来？’经过一阵迟疑，他们面面相觑，神情紧张看了看管理人员。最后终于有人大喊：‘才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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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只要我开始以为挪威的监狱很人道，那句叫喊就会在我脑海重现，‘才不要！’事实上，即便是挪威，囚犯依旧承受痛苦和污名，而且因为这里表象比较令人安心，所以反而更难揭穿真相。因为好名声，结果更难推动人权。我们这儿并不是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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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其实原本我就有这样的认知，而且脑袋里冒出一些线索。相较其他国家，这里几乎没有种族议题，同为北欧民族的囚犯与具投票权的自由公民没有外貌分别，因此大众对囚犯产生认同感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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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注意到真正留在监狱内的依旧是穷人和毒瘾者，本地再犯率很低有一个原因是如酒驾或意图犯罪这种微罪也可以判处徒刑，但那种罪名原本再犯概率就很低。然而，监狱里面其实有三成外来民族，多半是东欧人，这个族群的再犯数据可就不小，尤其他们被遣返出境后常常立刻再偷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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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哈尔登监狱时，拉塞也曾面露歉意带我进入阴森的禁闭室。墙壁上散布抓痕，与我在巴西看到的同样令人毛骨悚然。我得知禁闭一天会换算成刑期的一天半，不过挪威没有限制禁闭时间上限。另外，其实从历史角度观察，这个国家并非没有黑暗面，尽管不像欧洲其他国家有过殖民期，政府也曾经公开致歉，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主动将境内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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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心里感觉比较踏实了，就和克里斯蒂教授提起在哈尔登访问过陶艺班，遇见几个囚犯，里头有一位好像不到19岁，右眼底下有三个刺青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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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很棒啊，”他的笑声有些许得意，“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大笑了。这是监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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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男子雕塑着陶土面具，造型模仿蒙克（Edward Munch）的经典画作《呐喊》，我之前才在挪威国家美术馆看到真迹。他听见这对话，忽然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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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男子闷哼：“我当初笑不出来，现在还是笑不出来。”撂下这句话，他又继续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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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里斯蒂教授分享这个故事以后，我又提到纽约班上学生对于奥蒂斯维尔的第一印象。那里有翠绿山麓，到了秋天一片红褐色也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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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漂亮的地方。”他们起初也发出赞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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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诚如水手威戈所言，监狱就是监狱，无论景色多美、平板电视多大都不能填补囚犯的寂寞隔阂，以及坐牢导致的人生停滞。我怀疑眼下有刺青的少年虽然脸上挂着笑容，内心深处却不断哭泣。我感觉得到他的逞强，或者说甘愿沉溺表象：总有人说“哈尔登监狱像是五星级酒店”，他听了许多次，于是说服自己相信。纵使他真的笑了，不也一样悲哀吗？假如监狱比外界还好，那么社会到底给了大众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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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很对。”克里斯蒂教授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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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教授对于新纳粹主义者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有何看法。2011年他犯下“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在奥斯陆公家机关大楼安装炸弹炸死8人，不久后又到于特岛工党夏令营地开枪扫射夺走69人性命，可谓挪威司法制度面对过的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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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需要‘痛苦配送’ （pain delivery）服务。”克里斯蒂喜欢以这名词取代监狱，《对痛苦的限制》书中解释因为它“听起来很像牛奶配送”，仿佛因此天然无害了。“‘痛苦配送’到了这个时代，演变为追求稳定、效率、卫生的业务，”他写道，“简直和配送流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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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进一步回答他对挪威政府最后的做法深感骄傲。审判在修复式正义概念下进行，包括幸存者和死者家属在内所有受害人都可以直接在法庭发言，而且每一位都个别得到法律协助，于是总共出动174名律师。最后由5位代表组成的陪审团无异议通过处以21年徒刑。在挪威，除非是战争罪或种族屠杀，否则无论如何最高就只有21年刑期，换算起来每条人命不到100天。布雷维克待的监狱与哈尔登环境类似，可以通过函授课程上大学，生活条件与一般人无异，因为目标是矫治。当然，前提是他可以改变，大家都明白世界上有些人无法矫治成功。不过，民调显示挪威社会对于这个判决异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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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称许的一点是，”克里斯蒂说，“没有出现歇斯底里的反应，也没有酝酿出仇恨恐惧。”虽然布雷维克的罪行违反了爱、接纳、多元这些价值，大众却完整地把这些品质表现出来了。群众运动兴起，以玫瑰花象征宽恕精神，许多人将花束放在各地纪念碑前致哀，政府也暂时免除关税，让所有民众都能负担购花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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