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68643
【43】 Robbins v. California 453 U. S. 420, 430 (1981) (Powell J., concurring).
1702768644
1702768645
【44】 468 U. S. 897 (1984).
1702768646
1702768647
【45】 462 U. S. 213 (1983).
1702768648
1702768649
【46】 需要注意的是，排除规则的利昂例外并不是建立在本章末尾建议的前提下，即某些第四修正案规则在性质上足够轻微以至于对其违反并不导致排除。见United States v. Caceres 440 U. S. 741 (1979)，在该案中，国税局特工未能遵守国税局电子监控规定，但是最高法院拒绝根据其监督权排除证据。
1702768650
1702768651
【47】 Oregon v. Elstad 470 U. S. 298, 316 (1985).
1702768652
1702768653
【48】 423 U. S. 96, 101—103 (1975).
1702768654
1702768655
【49】 Henry Friendly, “The Bill of Rights as a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t 930.
1702768656
1702768657
【50】 Albert Alschuler, “Failed Pragmatism: Reflections on the Burger Court”, at 1442—1443.
1702768658
1702768659
【51】 关于排除规则事实上确实震慑了警察违反宪法权利的行为的各种证据的列举和讨论，见Donald Dripps, “Beyond the Warren Court and Its Conservative Critics: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at 627—630。
1702768660
1702768661
【52】 正如Dripps指出的那样：“保守派之所以主张用其他方法代替排除规则，是因为这些替代措施不能起到震慑作用，这种想法令人感到不舒服。”Donald Dripps, “Beyond the Warren Court and Its Conservative Critics: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at 629.
1702768662
1702768663
【53】 Yale Kamisar, “Remembering the ‘Old World’ of Criminal Procedure: A Reply to Professor Grano”, at 553.
1702768664
1702768665
【54】 最高法院已经承认，警察根据的制定法如果后来被宣布违宪，不应当导致证据的排除。Illinois v. Krull 480 U. S. 340 (1987).
1702768666
1702768667
【55】 除了强迫获得的供述以外，因为所有的国家都规定必须强制排除。
1702768668
1702768669
1702768670
1702768671
1702768673
刑事诉讼革命的失败 第四章 失败的原因
1702768674
1702768675
正如上一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最高法院未能创制出足够的原理。然而，与大多数学者像最高法院那样基于个案的分析不同，笔者认为，制度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最高法院一系列不合理的判例，而是因为司法程序的性质，这也是本书的主题。无论哪一届最高法院，无论它的才能大小，也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都无法做得更好。最高法院应受的谴责，仅仅在于它未能认识到其有限性。为什么最高法院无法制定足够的刑事诉讼原理？有两个原因：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
1702768676
1702768678
不确定性原则
1702768679
1702768680
最高法院判例中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原则，因此，如果想解决一个宪法上的问题，就容易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1】作出判例的过程容易歪曲其所要判决的争议问题，同时也会歪曲该判例所遵循的先前判例。【2】
1702768681
1702768682
布伦南大法官在埃尔斯塔德（Oregon v. Elstad）判例的反对意见中描述了多数派是如何这样做的【3】：“最高法院的判决讲述了很多它目前实施其计划的方法。通过制定这个新的规则，最高法院歪曲了先前判例，混淆了核心问题，并且完全忽视了羁押性讯问的现实情况，导致几乎每一个下级法院都拒绝其过分简单的推理。而且，最高法院采用了令人吃惊的、没有先例的解释宪法权利保障的方法。最后，最高法院再一次对本案中没有提出的问题进行判决。”
1702768683
1702768684
布伦南大法官关于最高法院在埃尔斯塔德判例中的意见的评论是正确的，但是他未能认识到这种对争议问题和先前判例的歪曲实际上在最高法院的每一个判例中都是存在的，包括那些由布伦南大法官本人所写的判决。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是有指导意义的，至少存在七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最高法院的判决引起这一现象，即虽然判决的目的在于解决存在的问题，但是其结果却导致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1702768685
1702768686
律师思维模式
1702768687
1702768688
虽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能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升任最高法院之前，他们都是律师并且至少已经执业二十年左右。因而，他们是职业性的争论者，已经学会了把所有有利于他们主张的某个观点的证据组织起来。这样，最高法院判决的一个几乎一成不变的特点，就是多数大法官的立场会有一个以上的理由来支持。有人会说这是合理的因为这使人们对结果的合理性有信心，最多也就是认为这是不必要的。然而，当判例作为制定规则的方式时，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例如，在密歇根诉莫斯利（Michigan v. Mosley【4】）判例中，最高法院努力回答关于米兰达判例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当嫌疑人被告知权利之后说他不愿意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警察应当怎样做？
1702768689
1702768690
米兰达判例对于这种情况的论述是，“讯问必须停止”。【5】虽然看起来这已经足够明确，但莫斯利判例的多数法官，也就是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对于下面这个问题是不确定的，即“继续讯问是否可以，如果可以应当是在什么情况下”。在莫斯利案件中，嫌疑人因抢劫罪被逮捕，并被告知权利；他说他不愿意回答任何问题。警察停止了讯问并把他关在羁押室，两个小时之后，一个负责侦查杀人罪的警探再次对他进行了警告，在莫斯利同意开口说话之后，就一件无关的谋杀案件对他进行了讯问。在此次讯问中，莫斯利作出了关于谋杀罪的有罪供述。在赞同该杀人案件的讯问合法时，最高法院判定：“这个案件并不是警察未能尊重一个被羁押的人的决定而没有停止讯问，也不是通过在嫌疑人提出要求后拒绝停止讯问的方式，或通过反复的努力不断地动摇嫌疑人的决心的方式使其改变主意。与这些做法相反，本案中的警察立即停止了讯问，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继续讯问并且重新给予了警告，并且第二次讯问只限于与先前讯问的主题不同的另一个犯罪。”【6】
1702768691
1702768692
在判决意见的另一个地方，最高法院指出，莫斯利“是被另外一个警官、在另一个地点、就一个无关的杀人案进行讯问的”。这样，最高法院指出了六个理由来说明对莫斯利的再次讯问是可以的：讯问的立即停止、经过的时间、新的警告、不同的犯罪、不同的讯问人、第二次讯问所在的不同地点。这些理由听起来就像一个好的律师将会提出的理由：“法官大人，有六个原因，您应当作出有利于我的委托人的决定。”但是当最高法院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导致不确定性。如果负责侦查杀人罪的警探在负责侦查抢劫罪的警探停止讯问后立即就谋杀案讯问莫斯利，结果应当如何？结果是否会是一样的？或者，如果负责抢劫罪的警探在两个小时后去找莫斯利，问他是否愿意重新考虑拒绝回答抢劫罪问题的决定？
[
上一页 ]
[ :1.7027686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