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68842
1702768843
因而，虽然从现实考虑这一点可能是正确的，即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最高法院可能最终有机会填补警察程序法中的很多空白（受到上面讨论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下面讨论的不完整性的原因的限制），最高法院似乎对于自己创制这样的一部综合法典的宪法上的权力持有相当的怀疑，并且可能在一些情况下不愿意扩展其“规则”的适用范围。在我看来，最高法院不大可能对于国会这样做的权力表达同样的怀疑。
1702768844
1702768845
除了所根据的宪法文本限制了最高法院宣布规则的权限以外，因为最高法院的规则制定是由排除规则驱动的，这也会导致不完整性。最高法院制定的所有规则，毫无例外地都是以证据排除作为后盾的。这样，很多领域，例如上面探讨的警告后讯问问题，未予规范的原因在于，即使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可能会感到需要规则，他们不愿意给被告人创制新的排除证据的可能性。再一次地，证据排除更加灵活的方法，将是允许制定更加完全的规则供警察遵守，而不必然增加排除证据的数量。
1702768846
1702768847
相似地，对于不以获得证据为目的的警察行为，例如给被逮捕人带戒具，可能永远不会被提交给最高法院制定规则。但是，这些领域可以通过制定法的规定来规范。
1702768848
1702768849
这样，立法机关制定规则拥有下列优点：因为讨论的各种原因，能够立即解决最高法院尚未触及的问题；能够预见未来的问题并事先确立例外；能够避免某些（虽然不是全部）法院制定的规则所固有的不确定性问题。
1702768850
1702768851
【1】 不确定性原则是从量子力学中借用的概念，是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的，认为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被完全准确地测量，因为在测量一个特征的时候会导致对另一个特征测量的不确定性。
1702768852
1702768853
【2】 最先提出这个原则的是Craig Bradley,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in the Supreme Court”。
1702768854
1702768855
【3】 470 U. S. 298, 320 (1985)（布伦南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1702768856
1702768857
【4】 423 U. S. 96 (1975).
1702768858
1702768859
【5】 384 U. S. at 473—474.
1702768860
1702768861
【6】 423 U. S. at 106—107.
1702768862
1702768863
【7】 比较下面两篇文章，关于莫斯利判决中引用的那些因素对于将来案件的判决而言，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哪些不是。Geoffrey Stone, “The Miranda Doctrine in the Burger Court”, at 134; Yale Kamisar, “The Warren Court (Was It Really So Defense-Minded?), The Burger Court (Is It Really So Prosecution-Oriented?) and Police Investigatory Practice”, at 83 and n. 133。
1702768864
1702768865
【8】 Anthony Amsterdam, “Perspectives on the Fourth Amendment”, at 350.
1702768866
1702768867
【9】 451 U. S. 477 (1981).
1702768868
1702768869
【10】 在笔者写作这部分讨论的时候，笔者意识到莫斯利案件是在笔者担任最高法院书记官的那个开庭期判决的（1975年10月的开庭期）。熟悉这个事实的人可能会认为这里的讨论是对在莫斯利案件中实际发生的情况的讨论。不是这样的。笔者对于那个案件的判决过程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1702768870
1702768871
【11】 正如Yale Kamisar曾经指出的那样：“要么莫斯利判错了，要么Edwards判错了。在嫌疑人已经主张律师帮助权之后重新讯问，如果具有固有的强迫性质的话——如果与米兰达判决相冲突的话，那么我认为在嫌疑人主张保持沉默的权利之后警察这样做同样是错误的。普通人并不知道不同的程序保障是通过说‘我想见一名律师’……而不是‘我不想说任何话’而启动的……”Jesse Choper, Yale Kamisar, and Lawrence Tribe, The Supreme Court: Trends and Development, 1982—1983, 157.
1702768872
1702768873
【12】 以上讨论纯属假设的情景，并不反映在这个特定案件中决策过程的内部信息。然而，根据笔者担任最高法院法律书记官的经验，这种案件经常通过这样的方式决定，对于莫斯利的实际结果来说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1702768874
1702768875
【13】 110 S. Ct. 2638 (1990).
1702768876
1702768877
【14】 110 S. Ct. at 2650.
1702768878
1702768879
【15】 110 S. Ct. at 2654.
1702768880
1702768881
【16】 110 S. Ct. at 2650, n. 14.
1702768882
1702768883
【17】 110 S. Ct. at 2650.
1702768884
1702768885
【18】 例如，伦奎斯特大法官在Florida v. Royer 460 U. S. 491, 528—529（1983）案件的反对意见中指出：“我们必须决定的问题是，这些警察在这一天、在迈阿密机场、针对这个嫌疑人所采取的步骤中，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1702768886
1702768887
【19】 466 U. S. 170, 181—182 (1984).
1702768888
1702768889
【20】 William Rehnquist, The Supreme Court: How It Was, How It Is, 92.
1702768890
1702768891
【21】 R. Lea Brilmayer, “The Jurisprudence of Article Ⅲ: Perspectives on the ‘Case or Controversy’ Requirement”, at 300．例如，Chicago & G. T. Ry. V. Wellman 143 U. S. 339, 345（1892）判定，“只有作为最后的手段，并且是解决个人之间的真实存在的、认真的和重要的争议所必需的时候”（这里是赞同地引用Muskrat v. United States 219 U. S. 346, 359 [1911]），法院系统把制定法的合宪性作为问题对待才是合法的。
[
上一页 ]
[ :1.70276884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