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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用法典来解决最高法院颁布刑事诉讼规则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好处，如第四章中讨论的那样。首先，不完整性问题可以立即被解决，而不用再等10年或者20年有合适的案件到达最高法院面前。制定法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灰色区域”，但是比现行的方法要小得多，因为规则的起草者能够事先预见和解决很多问题。由于类似的理由，“案件或者争议”、遵循先例以及“多数人意见的专制”等限制，在立法性中都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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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规则的明确性和简洁性，可能会倾向于导致在某些案件中不公正的结果，在该特定情形下，不遵守该规则似乎是最为合理的行为，虽然起草规则的时候能够预见某些特殊情况这一事实，使得立法性的规则制定比判例的方法具有固有的好处。明确规则和灵活反应这一问题，在现行制度下，经常是通过法院一案一判地调整规则并且宣称警察并没有违反规则的方法来避开。正如前面各章中讨论的那样，更合理的方法应当是赋予审理法院承认规则被违反但是拒绝排除被污染的证据的自由裁量权，理由可以是该证据的使用不会使司法活动丧失名誉、该规则不够明确或者某些其他灵活的标准。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的使用，还会放开起草者的手脚，使他们起草一个严格且综合的法典，而不用担心在某一领域规定详细标准会导致完全的证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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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各章讨论的那样，有这样一个风险，即一旦允许审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他们将一直向有利于警察的方向行使，从而使排除规则没有意义。但是，在现在的制度中也存在这样的风险，特别是由于很多宪法性主张不再属于联邦法院人身保护令审查的范围。仅仅是州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决定使用排除的制裁来震慑警察的违法行为，才致使现行的“强制排除”规则具有震慑效果。否则，审理法官可以没有顾虑地忽视“强制排除”规则。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决心会被削弱，如果法院被允许承认违法行为的存在但并不被强迫排除证据，而不是在警察行为看起来合理时被强迫改变规则从而避免排除后果，像现行制度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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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英国的经验表明，当审理法院面对警察违反明确的法典化规则时，证据排除将被经常地用来惩罚对那些规则的违反。然而，任何试图改变排除规则的企图，即使不减弱其整体的震慑效果，也会面临如此激烈的反对，以至于在法典修改时试图这样做可能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正如第五章中讨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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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性规则是否会遇到法官制定的规则所没有遇到的问题？在该程序中不会存在那样无法避免的问题。然而，与终生任职的法官群体相比，政治上的共识显然更加有可能影响立法性机构。这些表现形式可能根本不制定任何规则，或者允许政治上的方便超过常识或者礼仪。笔者曾经试图防止这一点，建议规则制定机构合理地免受政治考虑的影响，但并不是完全不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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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除非这样的一个制定法计划是“收益中立”的（即像税法修改一样，但是“收益”一词用来指政治资本），否则就是失败。总体上的努力必须旨在明确化、简单化、完整化，而不是改变法律的意识形态方向。但这并不是说，在一个特定的领域，起草者应当把坚持目前的最高法院原理作为高于一切的目标，当然可以努力界定“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或者最容易遵守的规则，但是现存的最高法院法律应当是法典化过程的整体上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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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试图但是未能完成极为必要的联邦刑法的改革（被称为S1法案），因为该法案同时试图达到保守主义的政治目的，这个经验应当足以证明，基于政治动机而改革刑事诉讼法是不明智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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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是否会采纳本书建议的方法？谁知道呢。可能的情况是，保守派将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们会推理说，尽管存在上述劝诫，由于国会在犯罪问题上总体上是保守的，结果将是法律向保守主义方向发展。甚至，会发展到即使保守的伦奎斯特法院也不愿意达到的程度，因为受到遵循先例原则的限制，最高法院不能随意推翻先前判例。另一方面，保守派将不会喜欢这个主意，即通过立法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联邦控制，因为他们仍然认为属于州的权限。保守派还有可能担心受到这样的事实的压力，即法典化不能比现行最高法院法律保守太多，因为最高法院可能撤销该立法【59】；如果国会选择给予犯罪嫌疑人比现在最高法院已经给予的更多的权利，最高法院则不会反对。作为保守派的对立面，自由派可能会支持这个主意，因为他们担心现任最高法院的发展方向；他们也有可能反对这个主意，因为他们希望在未来的“克林顿任命的法院”中再次出现沃伦这样的大法官，而且对国会不信任。警察和其他刑事司法人员应当支持这个主意，因为它将给予警察更加明确的且更加综合的指导，结果是排除证据的情况比现在要少。但是，有一个群体应当非常喜欢这个主意——最高法院。在自己创造的刑事诉讼法泥潭里越陷越深30年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应当不停地要求国会采纳这个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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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年和1981年的《刑事侦查法草案》被国会拒绝。法律改革委员会提出的近期草案正在被政府部门研究，似乎通过的机会大一些。1989年3月2日，与法律改革委员会研究秘书兼主任Stephen Mason的电话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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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和击败先前的改革努力方面，警察的游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维多利亚警察对Beach Inquiry的结论作出了激烈的敌对反应，相当成功地展开了一项运动，来阻止其程序改革建议的实现。”Peter Sallman and John Willis, Criminal Justice in Australia,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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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1981年刑事侦查法草案的反应，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警察联合会主席威胁说如果该草案中的程序保护被立法，警察将罢工。26 Reform 63 (April 1982)．当时担任总检察长的Evans参议员认为：“警察对该草案的反应，表明‘对现存法律的限制非常不当回事。’”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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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和加拿大在很多方面也是联邦共和国，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央政府制定全国适用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权力，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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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2 U. S. C. § 1983 (1982)；见Monroe v. Pape 365 U. S. 167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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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lloy v. Hogan 378 U. S. 1 (1964)（第五修正案）；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 S. 335 (1963)（第五修正案）；Mapp v. Ohio 367 U. S. 643 (1961)（第四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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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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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Civil Rights Cases 109 U. S. 3(1883)判定，第十四修正案并没有赋予国会制定法律规范私人个人的行为，对这里的问题没有影响，因为国会将要限制的行为是州或者地方的政府机构——警察。见Katzenbach v. Morgan 384 U. S. 641, 650—51（1966）（判定国会有解释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独立权力）。参见Irving Cordo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Congressional Power Under Section Fiv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Overcome Decis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Robert Burt, “Miranda and Title Ⅱ: A Morganatic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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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然，这样的一部法典将不能阻止各州对警察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像它们现在可以做的那样。Oregon v. Hass 420 U. S. 714, 719 (1975)．但是它将规定作为最低要求的统一规定，以及最为基础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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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以争论说，“实施”的权力只包括规定救济的权力，而不包括宣布规则的权力。这似乎是对第十四修正案的不正确解读，特别是考虑到已经制定的“实施”其的制定法，例如，42 U. S. C. § 1983 （1982）和18 U. S. C. § § 241, 242 (1988)。如果不能用制定法规则对该修正案的模糊表达进行细化，那么“实施”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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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84 U. S. 641, 650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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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84 U. S. 641, 651 (1966)．另见Regents of the Univ. of Cal. V. Bakke 438 U. S. 265, 302 n. 41 (1978)：“我们以前承认国会调查过去歧视的影响的特殊能力，以及采取适当救济措施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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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59 LW 4714, 4718—4719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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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 Report No.2,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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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erbert Parker, “The Courts, the Police, and the Rest of Us”, at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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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enry Friendly, “The Bill of Rights as a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t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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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aul Bator and James Vorenberg, “Arrest, Detention, Interrogation, and the Right to Counsel: Basic Problems and Possible Legislative Solutions”, at 63—64．另见Francis Allen, “The Judicial Quest for Penal Justice: The Warren Court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Revolution”, at 542：“需要重新分配责任。最高法院的角色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它已经显示出在发现和解决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问题方面的能力；这个角色在改革中是关键的。最高法院将拥有对设计出的解决方法的合宪性作出最终决定的权力。无论如何，其角色最好是审查而非制定规则。如果需要为该制度制定某一类规则，最好由其他机构制定大多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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