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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巫术清洁祭仪上，一个年轻的非洲男孩正接受酷刑折磨的考验。在疾病和不幸被认为是超自然现象的地方，猎巫仍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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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非洲部落法律是严酷而残忍的，不过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面。16世纪早期，非洲很多的黑人落入欧洲奴隶贩子之手，并被转运到西班牙、葡萄牙、加勒比岛，沦为了凄惨的奴隶。一向自诩文明的欧洲人像对待牲口一样地买卖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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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英国的一位律师说：“作为不信基督的人，黑人只配做奴隶，即使在英国也是这样。”可以判定，这并不意味着可怜的人只要皈依救赎世人、慈悲大爱的基督就能立即得救、重归自由。但是在大不列颠和欧洲并没有对奴隶劳动力的普遍需求，而欧属新大陆的种植园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于黑奴而言，跨洋航行危险重重——在此过程中，黑人奴隶被束缚着挤挤挨挨地码在船舱里——平均死亡率从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等，目的地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死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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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岸的种植园里种植着大量的用来酿造朗姆酒的甘蔗，随着欧洲对朗姆酒消费需求的增加，种植园对黑人奴隶的需求量剧增。1655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得牙买加，3年后，他们输入了大约1400个黑人劳动力到此地，1670年，输入人口总量达到8000人，1775年，也就是北美殖民地宣告独立的前一年，该数据激增到19万人，1800年之前达到25万人，182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废除奴隶贸易时，总数高达31.43万人。当时宣布为非法的仅限于从非洲输入奴隶，拥有奴隶并不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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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可以花30英镑的低廉价格轻易购买另一个人时，人类帮助弱者摆脱厄运的善性似乎缺席了。监工和武装看守日夜监视奴隶，任何蛛丝马迹的违规行为都会招来一顿鞭子暴打。考虑到人类对占有另外同类有潜在的心理需求，轻易猜测主人和监工会从鞭打一个奴隶直到他们的背部变得血肉模糊中获得病态乐趣，是不理智的。给奴隶带来磨难的不仅有田里的野兽，还有地主，有时，甚至他们的妻子也加入这个行列。下面的事情发生在牙买加的种植园里。主人是英国人恩萧夫妇（Earnshaws），女奴名叫埃莉诺·密德（Eleanor M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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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部落战争后，仪式化、有计划地屠杀敌方战士的场景。这可能有悖现代人所信奉的日内瓦公约中的对待战俘原则，但比起希腊、罗马和早期欧洲的做法，已经是极大的仁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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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恩萧夫人被认为是一位与人为善的优雅女士。有一次，密德与其他奴隶发生争吵，夫人极其严厉地惩罚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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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德被脱得精光，赤裸裸地平躺地上，夫人命令一个男车夫（奴隶）用马鞭在她身上抽打了整整58下，在此过程中，密德的女儿凯瑟琳被命令使劲按住她母亲的身子，当她的一侧臀部被打地体无完肤时，女主人命令车夫继续鞭打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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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设想善良的夫人之所以惩罚女奴隶可能另有隐情：或许，恩萧先生对密德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如果女主人不小心正巧撞见不雅场景，打扰了先生的会面，或许在鞭子下呻吟的就是夫人自己了。当然，这种假设与事实丝毫不沾边。但是有一点应当承认：对奴隶经常性的惩罚有助于降低奴隶的结婚率。为什么？如果一个人目睹自己的同伴遭受酷刑折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遭虐该有何等的痛苦？为何种植园主在乎奴隶是否结婚？因为购买一个刚从非洲运来的成年奴隶比把一个幼奴从出生抚养到可以下田干活花费更少。这种摧毁奴隶家庭生活的怪诞例子还有多少？在英国议会，一位新教执事彼得·邓肯（Peter Duncan）做了如下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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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1823年，一个车夫（奴隶）被迫鞭打自己的母亲，1827年，一个已婚的女奴隶在自己丈夫在场的情况下被监工鞭打……仅仅因为她拒绝监工提出的性要求。为此，她被鞭打后戴上足枷，监禁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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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的证词让人无比揪心，但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文明社会的男人都勇敢抵制奴隶制度，则与事实不符。1829年，在牙买加的圣安妮城（St Anne’s,Jamaica），牧师G.W.布里奇斯（G.W.Bridges）被控虐待一个混血女奴。这位备受尊重的牧师邀请一位客人来家吃晚餐，于是命令女奴准备火鸡肉。不知什么原因，客人爽约了，于是可怜的女奴成了出气筒。他暴怒地撕掉她所有的衣服，用绳子绑着她的手将她悬吊到天花板的钩子上。接着，用一根竹竿使劲鞭笞她，直到打得她血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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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一个人鞭打他人的狗或马是不可原谅的，看来鞭打别人的奴隶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该奴隶被严重打伤、终身残疾或丧命，只需要赔付等价的一个奴隶即可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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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的是，奴隶所受的惩罚不仅限于鞭打。违规奴隶还被施以烙刑，或者，正如一只牛被主人打上烙印一样，烙刑的施用仅仅是为了宣告归属权。试图逃跑者通常被戴上镣铐，用铁链锁在简易工棚的墙上。在田里劳动时给他们佩带带铁球的链子，或者给他们带上内缘装有大铁钉的铁颈枷，和古代中国的枷号几乎一模一样。当然，如果奴隶拒绝被禁锢或者继续逃走，他们的主人完全有权利砍掉他们的一只腿。18世纪晚期，牙买加帕拉马里博城的一位旅行者记录了在城里的见闻：“不少于九个黑人因逃跑被砍掉了一只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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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黑奴一次又一次地起义反抗主人。此类事件发生在1791年的圣多明戈岛（Santo Domingo），接踵而至的大屠杀超乎想象，每一方都挖空心思地残暴屠杀对方，无所不用其极。当一个起义领袖被捕后，他被马车拉着穿街过巷，奔赴刑场。他立在马车上，脚被牢牢钉在马车底板上。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轮刑，这个男人的四肢和肋骨被砸成碎片，在最后被扔进烈火里之前，他仍意识清醒，尖叫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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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在木柱上的女奴，等待她的将是鞭打、烙刑，或她的捕获者所能想象到的任何其他酷刑，她还受到不断上涨的潮水的威胁，图片左下方的鳄鱼正悄然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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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示的是“犹大尖凳”。受刑者坐于其上。他们的手或脚被捆绑，脚踝上系上重物（如图片所示），使他们在塔尖上不断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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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在非洲殖民地从事折筋断骨劳动的奴隶施以同样野蛮的肉体折磨。在荷属苏里南，一个犯了死罪的奴隶罹受了超乎想象的折磨。首先，施刑人用大铁钩子钩住他的胸腔，钩子另一端绑在铁链子上。然后将他吊到高高的绞刑架上，或者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使其在空中不停摇荡，直到横膈膜破裂窒息而死。迟至1900年，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仍有奴隶被用绳子绑在腋窝里悬吊起来接受“审讯”，接着会在其脚上绑上重物，把形状像马的锯子放在他两腿中间。如果他拒绝招认，他将会直接掉落到马锯上，生殖器碎裂，骨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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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度如漫长的梦魇，它催生的仇恨并未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而奇迹般终止，直到20世纪下半叶，海地的地方首领仍然在使用上文列举的酷刑，折磨着其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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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愿意相信野蛮的酷刑已经消失殆尽，对现代社会并无影响，因此而倍感欣慰。但这恐怕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有两个原因让我们无法释重。一方面，逝去的历史问题与现代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我们忘记历史，拒绝历史——正如一些西班牙人拒绝承认宗教裁判所真的那么恐怖血腥一样，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否认阿道夫·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那么我们注定会重蹈历史覆辙，暴行将会重现。另一方面，更为不祥的是，酷刑至今尚未绝迹。恐怖的幽灵至今游荡在津巴布韦、伊朗、阿富汗、古巴、沙特阿拉伯和地球上许多其他民族和地区。如果所有这一切蕴含深刻寓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无论施用酷刑者费尽心机找出什么理由来为其行为做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护，酷刑只产生于一个根源——一部分人试图维持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权力，即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不例外——上帝，和保护信仰在这里被用作肉刑折磨的道义支撑——潜在的因素是维持对民众和政治权力的支配权，用以对付可察觉的——通常是假想的——敌人。只要存在处于暴君统治下的社会和民族，酷刑将会随时出现；只要民众依旧对血腥虐待场景引以为乐，麻木不仁地闭眼转身，假装看不见的事情就不存在，或心照不宣地对政府的宣传全盘皆信，那么就像雷鸣紧随闪电一样，残暴、非人道地用酷刑来折磨同类将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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